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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一日，宗元白：辱书云，欲相师。仆道不笃，业甚浅近，环顾其中，未见可师者。虽常好言论，为文章，甚不自是也。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，乃幸见取。仆自卜固无取，假令有取，亦不敢为人师。为众人师且不敢，况敢为吾子师乎？孟子称“人之患在好为人师”。由魏、晋氏以下，人益不事师。今之世，不闻有师，有辄哗笑之，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，犯笑侮，收召后学，作《师说》，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，指目牵引，而增与为言辞。愈以是得狂名，居长安，炊不暇熟，又挈挈而东，如是者数矣。屈子赋曰：“邑犬群吠，吠所怪也。”仆往闻庸、蜀之南，恒雨少日，日出则犬吠，余以为过言。前六七年，仆来南，二年冬，幸大雪逾岭，被南越中数州。数州之犬，皆苍黄吠噬，狂走者累日，至无雪乃已，然后始信前所闻者。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，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，不以病乎？非独见病，亦以病吾子。然雪与日岂有过哉？顾吠者犬耳！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，而谁敢炫怪于群目，以召闹取怒乎？仆自谪过以来，益少志虑。居南中九年，增脚气病，渐不喜闹。岂可使呶呶者，早暮咈吾耳，骚吾心？则固僵仆烦愦，愈不可过矣。平居，望外遭齿舌不少，独欠为人师耳。抑又闻之，古者重冠礼，将以责成人之道，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。数百年来，人不复行。近有孙昌胤者，独发愤行之。既成礼，明日造朝，至外庭，荐笏，言于卿士曰：“某子冠毕。”应之者咸怃然。京兆尹郑叔则怫然，曳笏却立，曰：“何预我耶？”廷中皆大笑。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，何哉独为所不为也。今之命师者大类此。吾子行厚而辞深，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；虽仆敢为师，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，闻道著书之日不后，诚欲往来言所闻，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。吾子苟自择之，取某事，去某事，则可矣；若定是非以敎吾子，仆才不足，而又畏前所陈者，其为不敢也决矣。吾子前所欲见吾文，既悉以陈之，非以耀明于子，聊欲以观子气色，诚好恶如何也。今书来言者皆大过。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，直见爱甚故然耳！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，以辞为工。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，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，务采色，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凡吾所陈，皆自谓近道，而不知道之果近乎？远乎？吾子好道而可吾文，或者其于道不远矣。故吾每为文章，未尝敢以轻心掉之，惧其剽而不留也；未尝敢以怠心易之，惧其弛而不严也；未尝敢以昏气出之，惧其昧没而杂也；未尝敢以矜气作之，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其奥，扬之欲其明，疏之欲其通，廉之欲其节；激而发之欲其清，固而存之欲其重，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《书》以求其质，本之《诗》以求其恒，本之《礼》以求其宜，本之《春秋》以求其断，本之《易》以求其动：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《谷梁氏》以厉其气，参之《孟》，《荀》以畅其支，参之《庄》，《老》以肆其端，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，参之《离骚》以致其幽，参之《太史公》以著其洁：此吾所以旁推交通，而以为之文也。凡若此者，果是耶，非耶？有取乎，抑其无取乎？吾子幸观焉，择焉，有余以告焉。苟亟来以广是道，子不有得焉，则我得矣，又何以师云尔哉？取其实而去其名，无招越、蜀吠，而为外廷所笑，则幸矣。宗元复白。

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名姓。嘉祐五年，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，始稽之众史，而自李纮已上，至查道，得其名；自杨偕已上，得其官；自郭劝已下，又得其在事之岁时。于是，书石而镵之东壁。夫合天下之众者财，理天下之财者法，守天下之法者吏也。吏不良，则有法而莫守；法不善，则有财而莫理。有财而莫理，则阡陌闾巷之贱人，皆能私取予之势，擅万物之利，以与人主争黔首，而放其无穷之欲，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。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，盖特号而已耳。虽欲食蔬衣敝，憔悴其身，愁思其心，以幸天下之给足，而安吾政，吾知其犹不行也。然则善吾法，而择吏以守之，以理天下之财，虽上古尧、舜，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，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？三司副使，方今之大吏，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。盖今理财之法，有不善者，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。非特当守成法，吝出入，以从有司之事而已。其职事如此。则其人之贤不肖，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！观其人，以其在事之岁时，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，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，则其人之贤不肖，与世之治否，吾可以坐而得矣。此盖吕君之志也。

正月二十一日，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：获书言史事，云具《与刘秀才书》，及今乃见书稿，私心甚不喜，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。若书中言，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，安有探宰相意，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？若果尔，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，而冒居馆下，近密地，食奉养，役使掌故，利纸笔为私书，取以供子弟费？古之志于道者，不若是。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，避不肯就，尤非也。史以名为褒贬，犹且恐惧不敢为；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，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，其宜恐惧尤大也，则又扬扬入台府，美食安坐，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？在御史犹尔，设使退之为宰相，生杀出入，升黜天下土，其敌益众，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，美食安坐，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？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、利其禄者也？又言“不有人祸，则有天刑”。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，然亦甚惑。凡居其位，思直其道。道苟直，虽死不可回也；如回之，莫若亟去其位。孔子之困于鲁、卫、陈、宋、蔡、齐、楚者，其时暗，诸侯不能行也。其不遇而死，不以作《春秋》故也。当其时，虽不作《春秋》，孔子犹不遇而死也。若周公、史佚，虽纪言书事，独遇且显也。又不得以《春秋》为孔子累。范晔悖乱，虽不为史，其宗族亦赤。司马迁触天子喜怒，班固不检下，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，皆非中道。左丘明以疾盲，出于不幸。子夏不为史亦盲，不可以是为戒。其余皆不出此。是退之宜守中道，不忘其直，无以他事自恐。退之之恐，唯在不直、不得中道，刑祸非所恐也。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。今退之曰：我一人也，何能明？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，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，人人皆曰我一人，则卒谁能纪传之耶？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，同职者、后来继今者，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，则庶几不坠，使卒有明也。不然，徒信人口语，每每异辞，日以滋久，则所云“磊磊轩天地”者决必沉没，且乱杂无可考，非有志者所忍恣也。果有志，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？又凡鬼神事，渺茫荒惑无可准，明者所不道。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。今学如退之，辞如退之，好议论如退之，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，犹所云若是，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！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，而又不果，甚可痛哉！退之宜更思，可为速为；果卒以为恐惧不敢，则一日可引去，又何以云“行且谋”也？今人当为而不为，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，此大惑已。不勉己而欲勉人，难矣哉！

臣闻七声无主，律吕综基和；五彩无章，黼黻交其丽。是知气有一郁，非巧辞莫之通；形有万变，非工文莫之写：先王以是经天地，究人神，阐寂寞，鉴幽昧，文之辞义大矣哉！上官昭容者，故中书侍郎仪之孙也。明淑挺生，才华绝代，敏识聪听，探微镜理。开卷海纳，宛若前闻；摇笔云飞，咸同宿构。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，梦巨人俾之大秤，曰：“以是秤量天下。”既而昭容生。弥月，夫人弄之曰：“秤量天下，岂在子乎？”孩遂哑哑应之曰：“是。”生而能言，盖为灵也。越在襁褓，入于掖庭，天实启之，故毁家而资国；运将兴也，故成德而受任。自则天久视之后，中宗景龙之际，十数年间，六合清谧，内峻图书之府，外辟修文之馆。搜英猎俊，野无遗才，右职以精学为先，大臣以无文为耻。每豫游宫观，行幸河山，白云起而帝歌，翠华飞而臣赋，雅颂之盛，与三代同风，岂惟圣后之好文，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。古者有女史记功书过，复有女尚书决事，空閤昭宫，两朝专美，一日万机。顾问不遗，应接如响，虽汉称班媛，晋誉左嫔，文章之道不殊，辅佐之功则异。迹秘九天之上，身没重泉之下，嘉猷令范，代罕得闻，庶姬后学，呜呼何仰！然则大君据四海之图，悬百灵之命，喜则九围挟纩，怒则千里流血，静则黔黎乂安，动则苍罢弊。入耳之语，谅其难乎：贵而势大者疑，贱而礼绝者隔，近而言轻者忽，远而意忠者忤。惟窈窕柔曼，诱掖善心，忘味九德之衢，倾情六艺之圃，故登昆巡海之意寝，剪胡刈越之威息，璿台珍服之态消，从禽嗜乐之端废。独使温柔之教，渐于生人，风雅之声，流于来叶。非夫元黄毓粹，贞明助思，众妙扶识，群灵挟志，诞异人之宝，授兴王之瑞，其孰能臻斯懿乎？镇国太平公主，道高帝妹。才重天人，昔嚐共游东壁，同宴北诸，倏来忽往，物在人亡。悯雕琯之残言，悲素扇之空曲，上闻天子，求椒掖之故事；有命史臣，叙兰台之新集。凡若干卷，列之如左。

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，而是非相乘，卒至于乱。说者谓靖康、建炎之祸，皆由所为，故追论之，若其奸有浮于章惇、蔡京者。嘻，此曲士之论也。说者曰：祖宗之法，不当变也。夫祖宗之法，诚不当变。然宋之祖宗，与三代之君何如？以三代之法，不能无弊，而有忠、质、文之变。宋之祖宗，岂有万世不变之法哉？且庆历之初，杜、范诸公已有欲变之者矣。后此又数十年，弊当更甚。当时如吕正献、苏文忠辈，亦尝欲变之矣。向使安石能待其学之既成，而后出图天下之事，视其可变者变之，不可变者因之，有功则已不尸，无功则又集天下之公议，精思而熟讲之，安见变法之非至理哉？而惜其不能待，故无成也。呜呼，成败岂足论人哉！说者又曰：志太高也。夫以汉文帝、唐太宗为不足法，而望其君为尧、舜，诚高矣。夫人臣事君而不举其至高者以为责，岂忠乎？且尧、舜之政，亦未尝不可行也。天地所留，方策所布，神而明之责在后人。向使诸君子不以天下马安石一人之天下，而虚衷和气，相与于成，尧舜岂不可复见哉？乃安石以躁成其愤，而诸君子亦以愤成其偏。安石诚有罪于诸君子，而诸君子亦不能告无过于安石也。说者又曰：听用非人也。夫以当世元臣故老、正士贤人，皆环向而立，而无一人之助，小人遂乘其孤而阴用之，岂安石之心哉？程子曰：“新法之行，我辈有以激之。”洵定论也。然则宜何等乎？曰：安石有治天下之才，而未知治天下之道；虽有乱天下之迹，而实无乱天下之心。诸君子特以其据位之久，得君之专，而史意气高远，议论谲肆，虽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，辩之而不能屈，故积其攻之辩之之气以出于正，而元祜之诛求；又积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气以出于邪，而为绍圣之报复：宋之为宋不支矣。呜呼！此岂一人之罪哉！吾常见范增之事项籍，不用而愤惋以死，谓其弊在居家好奇计耳。霍光之受天任也，不学无术，后世讥之。夫计与术，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。人以为奇，我以为常，乃善耳。术者，亦必本乎学也。苟无其学，斯无其术。安石虽非不学之流，而实有好奇之志，故亦适成其无术耳。然则安石者，乃范增、霍光之等也，若章惇、蔡京，小人之尤，岂其伦哉？吾不忍以安石之贤而见诬如此，故为一言。（清·方孝标《王安石论》，有删节）

冬月，山之叟担一牡丹，高可隐人，枝柯鄂韡！，蕊丛丛以百数。主人异目视之，为损重赀。虑他处无足当是花者，庭之正中，旧有数本，移其位让焉。幂锦张烛，客来指以自负。亡何花开，薄如蝉翼，较前大不如。怒而移之山，再移之墙，立枯死。主人惭其故花，且嫌庭之空也，归其原，数日亦死。客过而尤之曰：“子不见夫善相花者乎？宜山者山，宜庭者庭。迁而移之，在冬非春。故人与花常两全也。子既貌取以为良，一不当，暴摧折之，移其非时，花之怨以死也诚宜。夫天下之荆棘藜刺，下牡丹百倍者，子不能尽怒而迁之也。牡丹之来也，未尝自言曰：‘宜重吾价，宜置吾庭，宜黜汝旧，以让吾新。’一月之间，忽予忽夺，皆子一人之为。不自怒而怒花，过矣！庭之故花未必果奇，子之仍复其处，以其犹奇于新也。当其时，新者虽来，旧者不让，较其开孰胜而后移焉，则俱不死；就移焉，而不急复故花之位，则其一死，其一不死。子亟亟焉，物性之不知，土宜之不辨，喜而左之，怒而右之。主人之喜怒无常，花之性命尽矣！然则子之病，病乎其己尊而物贱也，性果而识暗也，自恃而不谋诸人也。他日子之庭，其无花哉！”主人不能答，请具砚削牍，记之以自警焉。

竹之为物，草木中之有特操者与？群居而不倚，虞中而从节，可折而不可曲，凌寒暑而不渝其色。至于烟晨雨夕，枝梢空而叶成滴，含风弄月，形态百变，自谓川淇澳千亩之园，以至小庭幽榭三竿两竿，皆使人观之，其胸廓然而高，渊然而深，泠然而清，挹之而无穷，玩之而不可亵也。其超世之致，与不可屈之节，与为近，是以君子取焉。古之君子，其为道也盖不同，而其所以同者，则在超世之致，与不可屈之节而已。其观物也，见夫类是者而乐焉，其创物也，达夫如是者而后慊焉。如屈子之于香草，渊明之于菊，王子猷之于竹，玩赏之不足而咏叹之，咏叹之不足而斯物遂若为斯人之所专有，是岂徒有托而然哉！其于此数者，必有以相契于意言之表也。善画竹者亦然。彼独有见于其原，而直以其胸中潇洒之致、劲直之气，一寄之于画。其所写者，即其所观；其所观者，即其所畜者也。物我无间，而道艺为一，与天冥合，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故古之工画竹者，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。如宋之文与可、苏子瞻，元之吴仲圭是已。观爱竹者之胸，可以知画竹者之胸；知画竹者之胸，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而已。日本川口国次郎君，冲澹有识度，善绘事，尤爱墨竹。尝集元吴仲圭、明夏仲昭、文徵仲诸家画竹，为室以奉之，名之曰“此君轩”。其嗜之也至笃，而搜之也至专，非其志节意度符于古君子，亦安能有契于是哉！吾闻川口君之居，有备后之国，三原之城，山海环抱，松竹之所丛生。君优游其间，远眺林木，近观图画，必有有味于余之言者，既属余为轩记，因书以质之，惜不获从君于其间，而日与仲圭、徵仲诸贤游，且与此君游也。壬子九月。

一壶先生者，不知其姓名，亦不知何许人。衣破衣，戴角巾，佯狂自放。尝往来登莱之间，爱劳山山水，辄居数载去。久之，复来，其踪迹皆不可得而知也。好饮酒，每行以酒壶自随，故人称之曰“一壶先生”。知之者，饮以酒，留宿其家，间一读书，唏嘘流涕而罢，往往不能竟读也。与即墨黄生、莱阳李生者善。两生知其非常人，皆敬事之。或就先生宿，或延先生至其家。然先生对此两生，每瞠目无语，辄曰：“行酒来，余与生痛饮。”两生度其胸中，有不平之思，而外自放于酒。尝从容叩之，不答。一日，李生乘马山行，望见桃花数十株盛开，临深溪，一人独坐树下。心度之曰：“其一壶先生乎？”比至，果先生也。方提壶饮酒，下马与先生同饮，醉而别去。先生踪迹既无定，或久留之乃去，去不知所之，已而又来。康熙二十一年，去即墨久矣，忽又来，居一僧舍。其素所与往来者视之见其容貌憔悴神气惝恍。问其所自来，不答。每夜中，放声哭，哭竟夜，阅数日，竟自缢死。赞曰：“一壶先生，其殆补锅匠、雪庵和尚之流亚欤！吾闻其虽行道，而酒酣大呼，俯仰天地，其气犹壮也。忽悲愤死，一瞑而万世不视，其故何哉？”李生曰：“先生卒时，年垂七十。”

穷鬼者，不知所自起。唐元和中，始依昌黎韩愈。愈久与之居，不堪也。为文逐之，不去，反骂愈。愈死，无所归。流落人间，求人如韩愈者从之，不得。阅九百余年，闻江淮之间有被褐先生，其人韩愈流也，乃不介而谒先生于家，曰：“我故韩愈氏客也，窃闻先生之高义，愿托于门下，敢有以报先生。”先生避席却行，大惊曰：“汝来将奈何！”麾之去，曰：“子往矣！昔者韩退之以子故，不容于天下，召笑取侮，穷而无归，其《送穷文》可复视也。子往矣，无累我。无已，请从他人。”穷鬼曰；“先生何弃我甚耶？假而他人可从，从之久矣。凡吾所以从先生者，以不肯从他人故也。先生何弃我甚耶？敢请其罪。”先生曰：“子以穷为名，其势固足以穷余也。议论文章，开口触忌，则穷于言；—上下坑坎，前颠后踬，俯仰跼蹐，左支右吾，则穷于行；蒙尘垢，被刺讥，忧众口，则穷于辩；所为而拂乱，所往而刺谬，则穷于才；声势货利不足以动众，磊落孤愤不足以谐俗，则穷于交游。抱其无用之书，负其不羁之气，挟其空匮之身，入所厌薄之世，则在家而穷，在邦而穷。凡汝之足以穷吾者，吾不能悉数也，而举其大略焉。”穷鬼曰：“先生以是为余罪乎？是则然矣。然余之罪顾有矜者，而其功亦有不可没也。吾之所在而万态皆避之，此先生之所以弃余也。然是区区者，何足以轻重先生？而吾能使先生歌，使先生泣，使先生激，使先生愤，使先生独住独来而游于无穷。凡先生之所云云，固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也，其何伤乎固？见韩愈氏迄今不朽者，则余为之也，以故愈亦始疑而终安之。自吾游行天下久矣，无可届者，数千年而得韩愈，又千余年而得先生；以先生之道而向往者曾无一人，独余慕而从焉，则余之与先生，岂不厚哉？”于是先生与之处，凡数十年，穷甚不能堪，然颇得其功。一日，谓先生曰：“自余之归先生也，而先生不容于天下，召笑取侮，穷而无归，徒以余故也，余亦悯焉。顾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，皆以为功于先生也，今已毕致之矣，先生无所用余，余亦无敢久溷先生也。”则起，趋而去，不知所终。

呜呼！岂徒元帝之不仁，而读书止以导淫哉？宋末胡元之世，名为儒者，与闻格物之正训，而不念格之也将以何为。数《五经》、《语》、《孟》文字之多少而总记之，辨章句合离呼应之形声而比拟之，饱食终日，以役役于无益之较订，而发为文章，侈筋脉排偶以为工，于身心何与耶？于伦物何与耶？于政教何与耶？自以为密而傲人之疏，自以为专而傲人之散，自以为勤而傲人之惰。若此者，非色取不疑之不仁。好行小慧之不知哉？其穷也，以教而锢人之子弟；其达也，以执而误人之国家；则亦与元帝之兵临城下而讲《老子》，黄潜善之虏骑渡江而参圆悟者奚别哉？抑与萧宝卷、陈叔宝之酣歌恒舞，白刃垂头而不觉者，又奚别哉？故程子斥谢上蔡之玩物丧志，有所玩者，未有不丧者也。梁元、隋炀、陈后主、宋徽宗皆读书者也，宋末胡元之小儒亦读书者也，其迷均也。或曰：“读先圣先儒之书，非雕虫之比，固不失为君子也。”夫先圣先儒之书，岂浮屠氏之言，书写读诵而有功德者乎？读其书，察其迹，析其字句，遂自命为君子，无怪乎为良知之说者起而斥之也。乃为良知之说，迷于其所谓良知，以刻画而仿佛者，其害尤烈也。夫读书将以何为哉？辨其大义，以立修己治人之体也；察其微言，以善精义入神之用也。乃善读者有得于心而正之以书者鲜矣，下此而如太子弘之读《春秋》而不忍卒读者鲜矣，下此而如穆姜之于《易》，能自反而知愧者鲜矣。不规其大，不研其精，不审其时，且有如汉儒之以《公羊》废大伦，王莽之以讥二名待匈奴，王安石以国服赋青苗者，经且为蠹。而史尤勿论已。读汉高之诛韩、彭而乱萌消，则杀亲贤者益其忮毒；读光武之易太子而国本定，则丧元良者启其偏私；读张良之辟谷以全身，则炉火彼家之术进；读丙吉之杀人而不问，则怠荒废事之陋成。无高明之量以持其大体，无斟酌之权以审于独知，则读书万卷，止以导迷，顾不如不学无术者之尚全其朴也。孔子曰：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。”志定而学乃益，未闻无志而以学为志者也。以学而游移其志，异端邪说，流俗之传闻，淫曼之小慧，大以蚀其心思，而小以荒其日月，元帝所为至死而不悟者也。恶得不归咎于万卷之涉猎乎？儒者之徒，而效其卑陋，可勿警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