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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问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之名，因已发而有？”曰：“然。”他日，澄曰：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是性之表德邪？”曰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也是表德。性一而已，自其形体也，谓之天；主宰也，谓之帝；流行也，谓之命；赋于人也，谓之性；主于身也，谓之心。心之发也，遇父便谓之孝，遇君便谓之忠，自此以往，名至于无穷，只一性而已。犹人一而已，对父谓之子，对子谓之父，自引以往，至于无穷，只一人而已。人只要在性上用功，看得一性字分明，即万理灿然。”

一日，论为学功夫。先生曰：“教人为学，不可执一偏。初学时心猿意马，拴缚不定，其所思虑，多是‘人欲’一边，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。久之，俟其心意稍定，只悬空静守，如槁木死灰亦无用，须教他省察克治。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，如去盗贼，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。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，逐一追究搜寻出来，定要拔去病根，永不复起，方始为快。常如猫之捕鼠，一眼看着，一耳听着，才有一念萌动，即与克去，斩钉截铁，不可姑容，与他方便，不可窝藏，不可放他出路，方是真实用功，方能扫除廓清。到得无私可克，自有端拱时在。虽曰‘何思何虑’，非初学时事。初学必须思，省察克治即是思诚，只思一个天理，到得天理纯全，便是‘何思何虑’矣。”

澄问：“有人夜怕鬼者，奈何？”先生曰：“只是平日不能‘集义’，而心有所慊，故怕。若素行合于神明，何怕之有？”子莘曰：“正直之鬼不须怕，恐邪鬼不管人善恶，故未免怕。”先生曰：“岂有邪鬼能迷正人乎？只此一怕，即是心邪，故有迷之者，非鬼迷也，心自迷耳；如人好色，即是色鬼迷；好货，即是货鬼迷；怒所不当怒，是怒鬼迷；惧所不当惧，是惧鬼迷也。”

德洪曰：昔南元善刻《传习录》于越，凡二册。下册摘录先师手书，凡八篇。其答徐成之二书，吾师自谓“天下是朱非陆，论定既久，一旦反之为难”。二书姑为调停两可之说，使人自思得之。故元善录为下册之首者，意亦以是欤！今朱、陆之辩明于天下久矣。洪刻先师《文录》，置二书于外集者，示未全也，故今不复录。其余指知行之本体，莫详于答人论学与答周道通、陆清伯、欧阳崇一四书。而谓格物为学者用力日可见之地，莫详于答罗整庵一书。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，万死一生，遑遑然不忘讲学。惟恐吾人不闻斯道，流于功利机智，以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觉。其一体同物之心，譊譊终身，至于毙而后已。此孔孟以来贤圣苦心，虽门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。是情也，莫见于答聂文蔚之第一书。此皆仍元善所录之旧。而揭“必有事焉”即“致良知”功夫，明白简切，使人言下即得入手，此又莫详于答文蔚之第二书，故增录之。元善当时汹汹，乃能以身明斯道，卒至遭奸被斥，油油然惟以此生得闻斯学为庆，而绝无有纤芥愤郁不平之气。斯录之刻，人见其有功于同志甚大，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。今所去取，裁之时义则然，非忍有所加损于其间也。

延佑乙卯，嘉平之月，东里翁卜居郑乡里之溪西。平畴在其前，望极不得徼；湖山在其后，若有若无，隐隐可见。二溪双流在其左右，若抱珥然。乃作堂三间以为燕闲之所。梁柱桷榱，小大中度，不藻绘，不雕几，简如也，辉如也，豁如也。浚陂池以亭清沚，缭垣墉以谨限防。松篁桂桧梅橘蒲桃之属，绕屋扶疏。又杂植兰菊众香草，荫可愒，华可玩，实可采。明年三月既望，隆山牟应龙成甫扁曰「寿春」，会亲友以落之。客或指其扁而问焉，曰：「翁垂希年，康强少疾，一身之寿也；孝慈友弟，闺门肃雍，一家之春也，得非以是名乎？」翁笑曰：「吾之意不特为是。昔遭岁祲，身履忧虞，里闬萧条，吾馈三叹而寝十兴，危不自保，尝慨然谓里人曰：『吾侪何日庶几得见时清岁康乎？』惟是数十年来，兵革不用，年穀屡丰，生齿日蕃，斯民皞皞然，熙熙然，如在寿域，如登春台，吾因得以暇日成吾堂，以供吾老，以长吾子孙而教之，时从父老饮酒于其上，得以遂有生之乐。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其穑之成，慈母望其儿之长，朝夕徯之，幸酬愿，始为太平之幸民，喜当若何？且身寿健而家春和，固人情所甚愿然，必与众皆安，而后可。否则虽有此，岂能独乐哉？此吾名堂以自贺之本意也。」有少年疑焉，曰：「吾不知往事，翁之言无乃过与？」予曰：「往事，吾所亲见，盖以实而言，非过也。今夫波平如镜，锦缆徐牵，棹歌闲发，未知其可乐也，必尝值风涛之险，然后知之；平常无事，起居饮食，与众不殊，未知其可乐也，必尝值疢疾之苦，然后知之。向使翁生长太平之世，如邵尧夫未必知之若此其深、言之若此其切也。夫冀时之无事，己得安居而暇食者，善人也；冀时之多艰，己得行险以徼幸者，小人也。今翁之言如是，且先天下而后其私家，非厥心臧者，孰能之？吾以是知翁矣。」翁姓郑氏，里在乌程县东，其乡曰常乐，时夏四月记。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孟頫书。

“定者，心之本体，天理也。动静，所遇之时也。”

澄问《学》《庸》同异。先生曰：“子思括《大学》一书之义为《中庸》首章。”

问：“孔子正名，先儒说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废辄立郢，此意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恐难如此。岂有一人致敬尽礼，待我而为政，我就先去废他，岂人情天理！孔子既肯与辄为政，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。圣人盛德至诚，必已感化卫辄，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，必将痛哭奔走，往迎其父。父子之爱，本于天性，辄能悔痛真切如此，蒯聩岂不感动底豫？蒯聩既还，辄乃致国请戮。聩已见化于子，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，当亦决不肯受，仍以命辄。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。辄乃自暴其罪恶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而必欲致国于父。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，请于天子，告于方伯诸侯，必欲得辄而为之君。于是集命于辄，使之复君卫国。辄不得已，乃如后世上皇故事，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，备物致养，而始退复其位焉。则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，名正言顺，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。孔子正名，或是如此。”

澄在鸿胪寺仓居，忽家信至，言儿病危，澄心甚忧闷，不能堪。先生曰：“此时正宜用功，若此时放过，闲时讲学何用？人正要在此等时磨炼。父之爱子，自是至情，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，过即是私意。人于此处多认做天理当忧，则一向忧苦，不知己是‘有所忧患不得其正’。大抵七情所感，多只是过，少不及者。才过，便非心之本体，必须调停适中始得。就如父母之丧，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，方快于心；然却曰‘毁不灭性’，非圣人强制之也，天理本体自有分限，不可过也。人但要识得心体，自然增减分毫不得。”

“不可谓‘未发之中’常人俱有。盖体用一源，有是体即有是用。有‘未发之中’，即有‘发而皆中节之和’。今人未能有‘发而皆中节之和’，须知是他‘未发之中’亦未能全得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