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史才之难，其难甚矣。《晋令》云：“国史之任，委之著作，每著作郎初至，必撰名臣传一人。”斯盖察其所由，苟非其才，则不可叨居史任。 历观古之作者，若蔡邕、刘峻、徐陵、刘炫之徒，各自谓长于著书，达于史体，然观侏儒一节，而他事可知。案伯喈于朔方上书，谓宜广班氏《天文志》。 夫《天文》之于《汉史》，实附赘之尤甚者也。必欲申以掎摭，但当锄而去之，安可仍其过失，而益其芜累？亦奚异观河倾之患，而不遏以隄防，方欲疏而导之，用速怀襄之害。述史如此，将非练达者欤？孝标持论谈理，诚为绝伦。而《自叙》一篇，过为烦碎；《山栖》一志，直是文章。谅难以偶迹迁、固，比肩陈、范者也。孝穆在齐，有志梁史，及还江左，书竟不成。嗟乎！以徐公文体，而施诸史传，亦犹灞上儿戏，异乎真将军，幸而量力不为，可谓自卜者审矣。光伯以洪儒硕学，而迍邅不遇。观其锐情自叙，欲以垂示将来，而言皆浅俗，理无要害。岂所谓“诵《诗》三百，虽多亦奚以为”者乎！ 昔尼父有言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盖史者当时之文也，然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。故以张衡之文，而不闲于史；以陈寿之史，而不习于文。 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。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 是以略观近代，有齿迹文章，而兼修史传。其为式也，罗含、谢客宛为歌颂之文，萧绎、江淹直成铭赞之序，温子升尤工复语，卢思道雅好丽词，江总猖獗以沉迷，庾信轻薄而流宕。此其大较也。然向之数子所撰者，盖不过偏记、杂说、小卷、短书而已，犹且乖滥踳驳，一至于斯。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，弥纶一代，使其始末圆备，表里无咎，盖亦难矣。 但自世重文藻，词宗丽淫，于是沮诵失路，灵均当轴。每西省虚职，东观儜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遂使握管怀铅，多无铨综之识；连章累牍，罕逢微婉之言。而举俗共以为能，当时莫之敢侮。假令其间有术同彪、峤，才若班、荀，怀独见之明，负不刊之业，而皆取窘于流俗，见嗤于朋党。遂乃哺糟歠醨，俯同妄作，披褐怀王，无由自陈。此管仲所谓“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，害霸之道”者也。 昔傅玄有云：“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。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中兴纪传，其文曾不足观。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者也。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。岂亦各拘于时，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？”嗟乎！拘时之患，其来尚矣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当今者哉！

夫人寓形天地，其生也若蜉蝣之在世，如白驹之过隙，犹且耻当年而功不立，疾没世而名不闻。上起帝王，下穷匹庶，近则朝廷之士，远则山林之客，谅其于功也名也，莫不汲汲焉，孜孜焉。夫如是者何哉？皆以图不朽之事也。何者而称不朽乎？盖书名竹帛而已。 向使世无竹帛，时缺史官，虽尧、舜之与桀、纣，伊、周之与莽、卓，夷、惠之与跖，蹻，商、冒之与曾、闵，俣一从物化。坟土未干，则善恶不分，妍媸永灭者矣。苟史官不绝，竹帛长存，则其人已亡，杳成空寂，而其事如在，皎同星汉。 用使后之学者，坐披囊箧，而神交万古，不出户庭，而穷览干载，见贤而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若乃《春秋》成而逆子惧，南史至而贼臣书，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，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。由斯而言，则史之为用，其利甚博，乃生人之急务，为国家之要道。有国有家者，其可缺之哉！故备陈其事，编之于后。 盖史之建官，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，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。至于三代，其数渐繁。案《周官》、《礼记》，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之名。太史掌国之六典，小史掌邦国之志，内史掌书王命，外史掌书使乎四方，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史载笔，大事书之于策，小事简牍而已。” 《大戴礼》曰：“太子既冠成人，免于保傅，则有司过之史。”《韩诗外传》云：“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，太史令也。”斯则史官之作，肇自黄帝，备于周室，名目既多，职务咸异。至于诸侯列国亦各有史官，求其位号，一同王者。 至于孔甲、尹逸，名重夏、殷，史佚、倚相，誉高周、楚，晋则伯黡司籍，鲁则丘明受经，此并历代史臣之可得言者。降及战国，史氏无废。盖赵鞅，晋之一大夫尔，有直臣书过，操简笔于门下。田文，齐之一公子尔，每坐对宾客，侍史记于屏风。至若秦、赵二主渑池交会，各命其御史书某年某月鼓瑟、鼓缶。此则《春秋》“君举必书”之义也。 然则官虽无缺，而书尚有遗，故史臣等差，莫辨其序。案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夏太史终古见桀惑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商。商太史向挚见纣迷乱，载其图法出奔周。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，亦以其法归周。”又《春秋》晋、齐太史书赵、崔之弑；郑公孙黑强与于盟，使太史书其名，且曰七子。昭二年，晋韩宣子来聘，观书于太史氏，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然则诸史之任，太史其最优乎？至秦有天下，太史令胡毋敬作《博学章》。此则自夏迄秦，斯职无改者矣。 汉兴之世，武帝又置太史公位在丞相上，以司马谈为之。汉法，天下计书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叙事如《春秋》。及谈卒，子迁嗣。迁卒，宣帝以其官为令，行太史公文书而已。 寻自古太史之职，虽以著述为宗，而兼掌历象、日月、阴阳、管数。司马迁既殁，后之续《史记》者，若褚先生、刘向、冯商、扬雄之徒，并以别职来知史务。于是太史之署，非复记言之司。故张衡、单扬、王立、高堂隆等，其当官见称，唯知占侯而已。 当王莽代汉，改置柱下五史，秩如御史。听事，侍傍记迹言行，盖效古者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，此其义也。汉氏中兴，明帝以班固为兰台令史，诏撰《光武本纪》及诸列传、《载记》。又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，献所作《哀牢传》，为帝所异，征诣兰台。斯则兰台之职，盖当时著述之所也。自章、和已后，图籍盛于东观。凡撰汉记，相继在乎其中，而都谓著作，竟无他称。 当魏太和中，始置著作郎，职隶中书，其官即周之左史也。晋元康初，又职隶秘书，著作郎一人，谓之大著作，专掌史任，又置佐著作郎八人，宋、齐已来，以“佐”名施于“作”下。 旧事，佐郎职知博采，正郎资以草传，如正、佐有失，则秘监职思其忧。其有才堪撰述，学综文史，虽居他官，或兼领著作。亦有虽为秘书监，而仍领著作郎者。 若中朝之华峤、陈寿、陆机、束晳，江左之王隐、虞预、干宝、孙盛，宋之徐爰、苏宝生，梁之沈约、裴子野，斯并史官之尤美，著作之妙选也。而齐、梁二代又置修史学士，陈氏因循，无所变革，若刘陟、谢昊、顾野王、许善心之类是也。 至若偏隅僣国，夷狄伪朝，求其史官，亦有可言者。案《蜀志》称王崇补东观，许盖掌礼仪，又郤正为秘书郎，广求益部书籍。斯则典校无缺，属辞有所矣。 而陈寿评云“蜀不置史官”者，得非厚诬诸葛乎？别有《曲笔》篇，言之详矣吴归命侯时，有左右二国史之职，薛莹为其左，华覈为其右。又周处自左国史迁东观令。以斯考察，则其班秩可知。 伪汉嘉平初，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，撰其国君臣纪传。前凉张骏时，刘庆迁儒林郎、中常侍，在东苑撰其国书。蜀李与西凉朝记事，委之门下。南凉主乌孤初定霸基，欲造国纪，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，使撰录时事。自馀伪主，多置著作宫，若前赵之和苞，后燕之董统是也。 元魏初称制，即有史臣，杂取他官，不恒厥职。故如崔浩、高闾之徒，唯知著述，而未列名号。其后始于秘书置著作局，正郎二人，佐郎四人。其佐三史者，不过一二而已。普泰以来，三史稍替，别置修史局，其职有六人。 当代都之时，史臣每上奉王言，下询国俗，兼取工于翻译者，来直史曹。及洛京之末，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，不宜归之汉士。于是以谷纂、山伟更主文籍。凡经二十余年，其事缺而不载。斯盖犹秉夷礼，有互乡之风者焉。 高齐及周，迄于隋氏，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，谓之监修。国史自领，则近循魏代，远效江南，参杂其间，变通而已。 唯周建六官，改著作之正郎为上士，佐郎为下士，名谥虽易，而班秩不殊。 如魏收之擅名河朔，柳虬之独步关右，王劭、魏澹展效于开皇之朝，诸葛颖、刘炫宣功于大业之世，亦各一时也。 暨皇家之建国也，乃别置史馆，通籍禁门。西京则与鸾渚为邻，东都则与凤池相接。而馆宇华丽，酒馔丰厚，得厕其流者，实一时之美事。 至咸亨年，以职司多滥，高宗喟然而称曰：“朕甚懵焉。”乃命所司曲加推择，如有居其职而缺其才者，皆不得预于修撰。由是史臣拜职，多取外司，著作一曹，殆成虚设。凡有笔削，毕归馀官。 始自武德，迄乎长寿，其间若李仁实以直辞见惮，敬播以叙事推工，许敬宗之矫妄，牛凤及之狂惑，此其善恶尤著者也。 又按《晋令》，著作郎掌起居注，撰录诸言行勋伐旧载史籍者。元魏置起居令史，每行幸宴会，则在御左右，记录帝言及宾客酬对。后别置修起居注二人，多以馀宫兼掌。 至隋，以吏部散官及校书、正字闲于述注者修之，纳言兼领其事。炀帝以为古有内史、外史，今既有著作，宜立起居。遂置起居舍人二员，职隶中书省，如庾自直、崔祖浚、虞世南、蔡允恭等咸居其职，时谓得人。 皇家因之，又加置起居郎二人，职与舍人同。每天子临轩，侍立于玉阶之下，郎居其左，舍人居其右。人主有命，则逼阶延首而听之，退而编录，以为起居注。 龙朔中，改名左史、右史。今上即位，仍从国初之号焉。高祖、太宗时，有令狐德棻、吕才、萧钧、褚遂良、上官仪；高宗、则天时，有李安期、顾胤、高智周、张太素、凌季友。斯并当时得名，朝廷所属者也。 夫起居注者，编次甲子之书，至于策命、章奏、封拜、薨免，莫不随事记录，言惟详审，凡欲撰帝纪者，皆称之以成功。今为载笑之别曹，立言贰职。故略述其事，附于斯篇。 又按《诗·邶风·静女》之三章，君子取其彤管。夫彤管者，女史记事规诲之所执也。古者人君，外朝则有国史，内朝则有女史，内之与外，其任皆同。故晋献惑乱，骊姬夜泣，床笫之私，房中之事，不得掩焉。楚昭王宴游，蔡姬对以其愿，王顾谓史：“书之，蔡姬许从孤死矣。”夫宴私而有书事之册，盖受命者即女史之流乎？ 至汉武帝时，有《禁中起居注》；明德马皇后撰《明帝起居注》。凡斯著述，似出宫中，求其职司，未闻位号。隋世王劭上疏，请依古法，复置女史之班，具录内仪，付于外省。文帝不许，遂不施行。 大抵自古史官，其沿革废置如此。夫仲尼修《春秋》，公羊高作《传》。汉、魏之陆贾、鱼豢，晋、宋之张璠、范晔，虽身非史职，而私撰国书。若斯人者，有异于是，故不复详而录之。 夫为史之道，其流有二。何者？书事记言，出自当时之简；勒成删定，归于后来之笔。然则当时草创者，资乎博闻实录，若董狐、南史是也；后来经始者，贵乎俊识通才，若班固、陈寿是也。必论其事业，前后不同。然相须而成，其归一揆。 观夫周、秦已往，史官之取人，其详不可得而闻也。至于汉、魏已降，则可得而言。然多窃虚号，有声无实。按刘、曹二史，皆当代所撰，能成其事者，盖唯刘珍、蔡邕、王沈、鱼豢之徒耳。而旧史载其同作，非止一家，如王逸、阮籍亦预其列。且叔师研寻章句，儒生之腐者也。嗣宗沈湎曲蘖，酒徒之狂者也。斯岂能错综时事，裁成国典乎？ 而近代趋竞之士，尤喜居于史职，至于措辞下笔者，十无一二焉，既而书成缮写，则署名同献；爵赏既行，则攘袂争受。遂使是非无准，真伪相杂，生则厚诬当时，死则致惑来代。而书之谱传，借为美谈；载之碑碣，增其壮观。昔魏帝有言：“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”。此其效欤。

肇有人伦，是称家国。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，亲疏既辨，等差有别。盖“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，《论语》之顺也；略外别内，掩恶扬善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 自兹已降，率由旧章。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 其有舞词弄扎，饰非文过，若王隐、虞预毁辱相凌，子野、休文释纷相谢。用舍由乎臆说，威福行乎笔端，斯乃作者之丑行，人伦所同疾也。亦有事每凭虚，词多乌有：或假人之美，藉为私惠；或诬人之恶，持报己仇。若王沈《魏录》述贬甄之诏，陆机《晋史》虚张拒葛之锋，班固受金而始书，陈寿借米而方传。此又记言之奸贼，载笔之凶人，虽肆诸市朝，投畀豺虎可也。 然则史之不直，代有其书，苟其事已彰，则今无所取。其有往贤之所未察，来者之所不知，今略广异闻，用标先觉。案《后汉书·更始传》称其懦弱也，其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刮席不敢视。夫以圣公身在微贱，已能结客报仇，避难绿林，名为豪杰。安有贵为人主，而反至于斯者乎？将作者曲笔阿时，独成光武之美；谀言媚主，用雪伯升之怨也。且中兴之史，出自东观，或明皇所定，或马后攸刊，而炎祚灵长，简书莫改，遂使他姓追选，空传伪录者矣。 陈氏《国志·刘后主传》云：“蜀无史职，故灾祥靡闻。”案黄气见于姊归，群鸟堕于江水，成都言有景星出，益州言无宰相气，若史官不置，此事从何而书？ 盖由父辱受髡，故加兹谤议者也。 古者诸侯并争，胜负无恒，而他善必称，己恶不讳。逮乎近古，无闻至公，国自称为我长，家相谓为彼短。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，见侮诸华，遂高自标举，比桑干于姬、汉之国；曲加排抑，同建邺于蛮貊之邦。夫以敌国相仇，交兵结怨，载诸移檄，庸可致诬，列诸缃素，难为妄说。苟未达此义，安可言于史邪？夫史之曲笔诬书，不过一二，语其罪负，为失已多。而魏收杂以寓言，殆将过半，固以仓颉已降，罕见其流，而李氏《齐书》称为实录者，何也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，伯起以公辅相加，字出大名，事同元叹，既无德不报，故虚美相酬。然必谓昭公知礼，吾不信也。语曰：“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”如王劭之抗词不挠，可以方驾古人。而魏书持论激扬，称其有惭正直。夫不彰其罪，而轻肆其诛，此所谓兵起无名，难为制胜者。寻此论之作，盖由君懋书法不隐，取咎当时。或有假手史臣，以复私门之耻，不然，何恶直丑正，盗憎主人之甚乎！ 盖霜雪交下，始见贞松之操；国家丧乱，方验忠臣之节。若汉末之董承、耿纪，晋初之诸葛、毌丘，齐兴而有刘秉、袁粲，周灭而有王谦、尉迥，斯皆破家殉国，视死犹生。而历代诸史，皆书之曰逆，将何以激扬名教，以劝事君者乎！ 古之书事也，令贼臣逆子惧；今之书事也，使忠臣义士羞。若使南、董有灵，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。 自梁、陈已降，隋、周而往，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，近古易悉，情伪可求。至如朝廷贵臣，必父祖有传，考其行事，皆子孙所为，而访彼流俗，询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实。昔秦人不死，验苻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于今哉！ 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是以隐侯《宋书》多妄，萧武知而勿尤；伯起《魏史》不平，齐宣览而无谴。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呜呼！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