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通·内篇·世家第五

· 刘知几
自有王者,便置诸侯,列以五等,疏为万国。当周之东迁,王室大坏,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迄乎秦世,分为七雄。司马迁之记诸国也,其编次之体,与本纪不殊。盖欲抑彼诸侯,异乎天子,故假以他称,名为世家。 案:世家之为义也,岂不以开国承家,世代相续?至如陈胜起自群盗,称王六月而死,子孙不嗣,社稷靡闻,无世可传,无家可宅,而以世家为称,岂当然乎?夫史之篇目,皆迁所创,岂以自我作故,而名实无准。 且诸侯、大夫,家国本别。三晋之与田氏,自未为君而前,齿列陪臣,屈身藩后,而前后一统,俱归世家。使君臣相杂,升降失序,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,管氏之三归反坫?又列号东帝,抗衡西秦,地方千里,高视六国,而没其本号,唯以田完制名,求之人情,孰谓其可? 当汉氏之有天下也,其诸侯与古不同。夫古者诸侯,皆即位建元,专制一国,绵绵瓜瓞,卜世长久。至于汉代则不然。其宗子称王者,皆受制京邑,自同州郡;异姓封侯者,必从宦天朝,不临方域。或传国唯止一身,或袭爵方经数世,虽名班胙土,而礼异人君,必编世家,实同列传。而马迁强加别录,以类相从,虽得画一之宜,讵识随时之义? 盖班《汉》知其若是,厘革前非。至如萧、曹茅土之封,荆、楚葭莩之属,并一概称传,无复世家,事势当然,非矫枉也。自兹已降,年将四百。及魏有中夏,而扬、益不宾,终亦受屈中朝,见称伪主。为史者必题之以纪,则上通帝王;榜之以传,则下同臣妾。梁主敕撰《通史》,定为吴、蜀世家。持彼僣君,比诸列国,去太去甚,其得折冲之规乎!次有子显《齐书》,北编《魏虏》;牛弘《周史》,南记萧詧。考其传体,宜曰世家。但近古著书,通无此称。用使马迁之目,湮没不行;班固之名,相传靡易者矣。
写景 思乡 唐诗三百首

相关推荐

史通·外篇·古今正史第二

刘知几
《易》曰:“上古结绳以理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儒者云:“伏羲氏始画八卦,造书契,以代结绳之政,由是文籍生焉。”又曰: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谓之‘三坟’,言大道也;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谓之‘五典’,言常道也。”《春秋传》载楚左史能读三坟、五典。《礼记》曰:“外史掌三皇、五帝之书。”由斯而言,则坟、典文义,三、五史策,至于春秋之时犹大行于世。 爰及后古,其书不传,惟唐、虞已降,可得言者。然自尧而往,圣贤犹述,求其一二,仿佛存焉。而后来诸子,广造奇说,其语不经,其书非圣。故马迁有言:“神农已前,吾不知矣。”班固亦曰:“颛顼之事,未可明也。”斯则坟、典所记,无得而称者焉。右说三坟五典案尧、舜相承,已见坟、典;周监二代,各有书籍。至孔子讨论其义,删为《尚书》,始自唐尧,下终秦穆,其言百篇,而各为之序。 属秦为不道,坑儒禁学,孔子之末孙曰忠,壁藏其书。汉室龙兴,旁求儒雅,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,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受焉。时伏生年且百岁,言不可晓,口授其书,才二十九篇。自是传其学者有欧阳氏、大小夏侯。宣帝时,复有河内女子,得《泰誓》一篇献之,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,行之于世。其篇所载年月,不与序相符会,又与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孟子》所引《泰誓》不同,故汉、魏诸儒,咸疑其谬。 《古文尚书》者,即孔忠所藏,科斗之文字也。鲁恭王坏孔子旧宅,始得之于壁中。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,增多二十五篇,更以隶古字写之,编为四十六卷。司马迁屡访其事,故多有古说。安国又受诏为之训传。值武帝末,巫蛊事起,经籍道息,不获奏上,藏诸私家。刘向取校欧阳、大小夏侯三家经文,脱误甚众。至于后汉,孔子之本遂绝。其有见于经典者,诸儒皆谓之逸书。王肃亦注《今文尚书》,而大与古文孔传相类,或肃私见其本而独秘之乎? 晋元帝时,豫章内史梅颐始以孔《传》奏上,而缺《舜典》一篇,乃取肃之《尧典》,从“慎徽”以下分为《舜典》以续之。自是欧阳、大小夏侯家等学,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注废,而古文孔传独行,列于学官,永为世范。齐建武中,吴兴人姚方兴采马、王之义以造孔传《舜典》,云于大航购得,诣阙以献。举朝集议,咸以为非及江陵板荡,其文入北,中原学者得而异之,博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。古今人所习《尚书·舜典》,元出于姚氏者焉。右说《尚书》当周室微弱,诸侯力争,孔子应聘不遇,自卫而归。乃与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,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。上遵周公遗制,下明将来之法,自隐及哀十二公行事。 经成以授弟子,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失其真,故论本事而为传,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当世君臣,其事实皆形于传,故隐其书而不宣,所以免时难也。 及末世口说流行,故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邹氏无师,夹氏有录无书,故不显于世,汉兴,董仲舒、公孙弘并治《公羊》,其传习者有严、颜二家之学。宣帝即位,闻卫太子私好《穀梁》,乃召名儒蔡千秋、萧望之等大议殿中,因置博士。 平帝初,立《左氏》。逮于后汉,儒者数廷毁之。会博士李封卒,遂不复补。 逮和帝元兴十一年,郑兴父子奏请重立学官。至魏、晋,其书渐行,而二《传》亦废。今所用《左氏》本,即杜预所注者。右说《春秋》。 又当春秋之世,诸侯国自有史。故孔子求众家史记,而得百二十国书。如楚之书,郑之志,鲁之春秋,魏之纪年,此其可得言者。 左丘明既配经立传,又撰诸异同,号曰《外传国语》,二十一篇。斯盖采书、志等文,非唯鲁之史记而已。 楚、汉之际,有好事者,录自古帝王,公侯、卿大夫之世,终乎秦末,号曰《世本》,十五篇。春秋之后,七雄并争,秦并诸侯,则有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。 汉兴,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,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右说《左传》。 孝武之世,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,勒成一史,其意未就而卒。子迁乃述父遗志,采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,删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,据楚、汉列国时事,上自黄帝,下讫麟止,作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,凡百三十篇,都谓之《史记》。厥协《六经》异传,整齐百家杂言,藏诸名山,副在京师,以俟后圣君子。 至宣帝时,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,遂宣布焉。而十篇未成,有录而已。元、成之间,褚先生更补其缺,作《武帝纪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》、《日者》等传,辞多鄙陋,非迁本意也。 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,以迁书周、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,不专据正经,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二十五篇,皆凭旧典,以纠其谬。今则与《史记》并行于代焉。右说《史记》《史记》所书,年止汉武,太初以后,阙而不灵。其后刘向、向子歆及诸好事者,若冯商、卫衡、扬雄、史岑、梁审、肆仁、晋冯、段肃、金丹、冯衍、韦融、萧奋、刘恂等相次撰续,迄于哀、平间,犹名《史记》。 至建武中,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,不足以踵前史;又雄、歆褒美伪新,误后惑众,不当垂之后代者也。于是采其旧事;旁贯异闻,作《后传》六十五篇。 其子固以父所撰未尽一家,乃起元高皇,终乎王莽,十有二世,二百三十年,综其行事,上下通洽,为《汉书》纪、表、志、传百篇。其事未毕,会有上书云固私改作《史记》者,有诏京兆书系,悉录家书封上。固弟超诣阙自陈,明帝引见,言固续父所作,不敢改易旧书,帝意乃解。即出固,征诣校书,受诏卒业。经二十余载,至章帝建初中乃成。 固后坐窦氏事,卒于洛阳狱,书颇散乱,莫能综理。其妹曹大家,博学能属文,奉诏校叙。又选高才郎马融等十人,从大家受读。其八表乃《天文志》等,犹未克成,多是待诏东观马续所作。而《古今人表》尤不类本书。 始自汉末,迄乎陈世,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,至于专门受业,遂与《五经》相亚。 初,汉献帝以固书文繁难省,乃诏侍中荀悦依《左氏传》体,删为《汉纪》三十篇,命秘书给纸笔。经五六年乃就。其言简要,亦与纪传并行。右说《汉书》在汉中兴,明帝始诏班固与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作《世祖本纪》,并撰功臣及新市、平林、公孙述事,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。 自是以来,春秋考纪亦以焕炳,而忠臣义士莫之撰勒。于是又诏史官谒者仆射刘珍及谏议大夫李尤杂作记、表、名臣、节士、儒林、外戚诸传,起自建武,讫乎永初。事业垂竟,而珍、尤继卒。复命待中伏无忌与谏议大夫黄景作诸王、王子、功臣、恩泽侯表、南于单、西羌传、地理志。至元嘉元年,复令太中大夫边韶、大军营司马崔寔、议郎朱穆、曹寿杂作《孝穆》、《崇》及《顺烈皇后传》,又增《外戚传》入思安等后,《儒林列传》入崔篆诸人。寔、寿又与议郎延笃杂作《百官表》,顺帝功臣《孙程》、《郭愿》及《郑众》、《蔡伦》等传。凡百十有四篇,号曰《汉纪》。熹平中,光禄大夫马日磾、议郎蔡邕、杨彪、卢植著作东观,接续纪传之可成者,而邕别作《朝会》、《车服》二志。后坐事徙朔方,上书求还,续成十志。会董卓作乱,大驾西迁,史臣废弃,旧文散佚。及在许都,杨彪颇存注记。至于名贤君子,自永初已下阙续。魏黄初中,唯著《先贤表》,故《汉记》残缺,至晋无成。 泰始中,秘书丞司马彪始讨论众书,缀其所闻,起元兴武,终于孝献,录世十二,编年二百,通综上下,旁引庶事,为纪、志、传凡八十篇,号曰《续汉书》。 又散骑常侍华峤删定《东观记》为《汉后书》,帝纪十二、皇后纪二、典十、列传七十、谱三,总九十七篇。其十典竟不成而卒。自斯已往,作者相继,为编年者四族,创纪传者五家,推其所长,华氏居最。而遭晋室东徙,三惟一存。 至宋宣城太守范晔,乃广集学徒,穷览旧籍,删烦补略,作《后汉书》,凡十纪、十志、八十列传,合为百篇。会晔以罪被收,其十志亦未成而死。先是,晋东阳太守袁宏抄撮《汉氏后书》,依荀悦体,著《后汉纪》三十篇。世言汉中兴史者,唯范、袁二家而已。右说《后汉书》魏史,黄初、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、缪袭草创纪传,累载不成。又命侍中韦诞、应璩,秘书监王沈、大将军从事中郎阮藉,司徒右长史孙该、司隶校尉傅玄等,复共撰定。其后王沈独就其业,勒成《魏书》四十四卷。其书多为时讳,殊非实录。 吴大帝之季年,始命太史丁孚、郎中项峻撰《吴书》。孚、峻俱非史才,其文不足纪录。至少帝时,更敕韦曜、周昭、薛莹、梁广、华覈访求往事,相与记述。并作之中,曜、莹为首。当归命侯时,昭广先亡,曜、莹徙黜,史官久阙,书遂无闻。覈表请召曜、莹续成前史,其后曜独终其书,定为五十五卷。 至晋受命,海内大同,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,撰为《国志》凡六十五篇。夏侯湛时亦著《魏书》,见寿所作,便坏已草而罢。及寿卒,梁州大中正范頵表言《国志》明乎得失,辞多劝戒,有益风化,愿垂采录。于是诏下河南尹,就家写其书。 先是,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,事止明帝。其后孙盛撰《魏氏春秋》,王隐撰《蜀记》,张勃撰《吴录》,异闻错出,其流最多。宋文帝以《国志》载事伤于简略,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,补注其阙。由是世言《三国志》者,以裴《注》为本焉。右说《三国志》晋史,洛京时,著作郎陆机始撰《三祖纪》,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。会中朝丧乱,其书不存。先是,历阳令陈郡王铨有著述才,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,未就而卒。子隐博学多闻,受父遗业,西都事迹,多所详究。过江为著作郎,受诏撰晋史。为其同僚虞预所诉,坐事免官。家贫无资,书未遂就,乃依征西将军瘐亮于武昌镇。亮给其纸笔,由是获成,凡为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咸康六年,始诣阙奏上。隐虽好述作,而辞拙才钝。其书编次有序者,皆铨所修;章句混漫者,必隐所作。时尚书郎领国史干宝亦撰《晋纪》,自宣迄愍七帝,五十三年,凡二十二卷。其书简略,直而能婉,甚为当时所称。 晋江左史官,自邓粲、孙盛、檀道鸾、王韶之已下,相次继作。远则偏记两帝,近则唯叙八朝。至宋湘东太守何法盛,始撰《晋中兴书》,勒成一家,首尾该备。齐隐士东莞臧荣绪又集东、西二史,合成一书。 皇家贞观中,有诏以前后晋史十有八家,制作虽多,未能尽善,乃敕史官更加纂录。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,兼引伪史十六国书,为纪十、志十二、列传七十、载记三十,并叙例、目录合为百三十二卷。自是言晋史者,皆弃其旧本,竞从新撰者焉。右说《晋书》。 宋史,元嘉中,著作郎何承天草创纪传。自此以外,悉委奉朝请山谦之补承天残缺。后又命裴松之续成国史。松之寻卒,史佐孙冲之表求别自创立,为一家之言。孝建初,又敕南台侍御史苏宝生续造诸传,元嘉名臣皆其所撰。宝生被诛。 大明六年,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。爰因何、山、苏所述,勒成一书,其《臧质》、《鲁爽》、《王僧达》诸传,又皆孝武自造,而序事多虚,难以取信。自永光已后,至禅让十余年中,阙而不载。至齐著作沈约,更补缀所遗,制成新史。 始自义熙肇号,终乎升明三年。为纪十、志三十、列传六十,合百传,名曰《宋书》。 永明末,其书既行,河东裴子野更删为《宋略》二十卷。沈约见而叹曰:“吾所不逮也。”由是世之言宋史者,以裴《略》为上,沈《书》次之。右说《宋书》。 齐史,江淹始受诏著述,以为史之所难,无出于志,故先著十《志》,以见其才。沈约复撰齐史二十篇。梁天建中,太尉录事萧子显启撰齐史,书成表奏之。 诏付秘阁。起升明之年,尽永元之代。为纪八、志十一、列传四十,合成五十九篇。 时奉朝请吴均亦表请撰齐史,乞给起居注并群臣行状。有诏:“齐氏故事,布在流俗,闻见既多,可自搜访也。”均遂撰《齐春秋》三十篇。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,帝恶其实,诏燔之。然其私本竟能与萧氏所撰并传于后。右说《齐书》。 梁史,武帝时,沈约与给事中周兴嗣、步兵校尉鲍行卿、秘书监谢昊相承撰录,已有百篇。值承圣沦没,并从焚荡。庐江何之元、沛国刘璠以所闻见,穷其始末,各撰《梁典》三十篇,而纪传之书未有其作。陈祠部郎中姚察有志撰勒,施功未周。但既当朝务,兼知国史,至于陈亡,其书不就。 陈史,初有吴郡顾野王、北地傅縡各为撰史学士,其武、文二帝纪即顾、傅所修。太建初,中书郎陆琼续撰诸篇,事伤繁杂,姚察就加删改,粗有条贯。 及江东不守,持以入关。隋文帝尝索梁、陈事迹,察具以所成每篇续奏,而依违荏苒,竟未绝笔。 皇家贞观初,其子思廉为著作郎,奉诏撰成三史。于是凭其旧稿,加以新录,弥历九载,方始毕功。定为《梁书》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六卷,今并行世焉。 右说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。 十六国史,前赵刘聪时,领左国史公师彧撰《高祖本纪》及功臣传二十人,甚得良史之体,凌修谮其讪谤光帝,聪怒而诛之。刘曜时,平舆子和苞撰《汉赵记》十篇,事止当年,不终曜灭。 后赵石勒令其臣徐光、宗历、傅畅、郑愔等撰《上党国记》、《起居注》、《赵书》。其后又令王兰、陈安、程阴、徐机等相次撰述。至石虎,并令刊削,使勒功业不传。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、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、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,集为《邺都记》、《赵记》等书。 前燕有起居注,杜辅全录以为《燕纪》。后燕建兴元年,董统受诏草创后书,著本纪并佐命功臣、王公列传,合三十卷。慕容垂称其叙事富赡,足成一家之言。 但褒述过美,有惭董史之直。其后申秀、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。 南燕,有赵郡王景晖,尝事德超,撰二主起居注。超亡,仕于冯氏,官至中书令,仍撰《南燕录》六卷。 蜀初号曰成,后改称汉。李势散骑常侍常璩撰《汉之书》十卷。后入晋秘阁,改为《蜀李书》。璩又撰《华阳国志》,具载李氏兴灭。 前凉,张骏十五年,令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,以付秀才索绥,作《凉国春秋》五十卷。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菀专修国史二十余年,著《凉记》十二卷。 建康太守索晖、从事中郎刘昞又各著《凉书》。 前秦史官,初有赵渊、车敬、梁熙、韦谭相继著述。苻坚尝取而观之,见苟太后幸李威事,怒而焚灭其本。后著作郎董朏追录旧语,十不一存。及宋武帝入关,曾访秦国事,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,并无所获。先是,秦秘书郎赵整修撰国史,值秦灭,隐于商洛山,著书不辍,有冯翊、车频助其经费。整卒,翰乃启频纂成其书,以元嘉九年起,至二十八年方罢,定为三卷。而年月失次,首尾不伦。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,删为《秦纪》十一篇。 后秦,扶风马僧虔、何东卫隆景并著《秦史》。及姚氏之灭,残缺者多。泓从弟和都,仕魏为佐民尚书,又追撰《秦纪》十卷。 夏,天水赵思群、北地张渊,于真兴、承光之世,并受命著其国书。及统万之亡,多见焚烧。 西凉与西秦,其史或当代所书,或他邦所录。段龟龙记吕氏,宗钦记沮渠氏,郭韶记秃发氏,韩显宗记冯氏。唯有四者可知,自馀不详谁作。 魏氏黄门侍郎崔鸿,乃考覈众家,辨其同异,除烦补阙,错综纲纪,易其国书曰录,主纪曰传,都谓之《十六国春秋》。鸿始以景明之初求诸国逸史,逮正始元年,鸠集稽备,而犹阙蜀事,不果成书。推求十有五年,始于江东购获,乃增其篇目,勒为十卷。鸿殁后,永安中,其子缮写奏上,请藏诸秘阁。由是伪史宣布,大行于时。右说《十六国春秋》。 元魏史,道武时,始令邓渊著国纪,唯为十卷,而条例未成。暨乎明元,废而不述。神□二年,又诏集诸文士崔浩、浩弟鉴、高谠、邓颍、晁继、范亨、黄辅等撰国书,为三十卷。又特命浩总监史任,务从实录。复以中书郎高允、散骑侍郎张伟并参著作,续成前史书,叙述国事,无隐所恶,而刊石写之,以示行路。 浩坐此夷三族,同作死者百二十八人。自是遂废史官。至文成帝和平元年,始复其职,而以高允典著作,修国记。允年已九十,手目俱衰。时有校书郎刘模,长于缉缀,乃令执笔而口占授之。如是者五六岁。所成篇卷,模有力焉。初,国记自邓、崔以下,皆相承作编年体。至孝文太和十一年,诏秘书丞李彪,著作郎崔光始分为纪传异科。宣武时,命邢峦追撰《孝文起居注》。既而崔光、王遵业补续,下讫孝明之世。温子升复修《孝庄纪》,济阴王晖业撰《辨宗室录》。魏史官私所撰,尽于斯矣。 齐天保二年,敕秘书监魏收博采旧闻,勒成一史又命刁柔、辛元植、房延祐、<目击>仲让、裴昂之,高孝幹等助其编次。收所取史官,惧相凌忽,故刁、辛诸子并乏史才,唯以仿佛学流,凭附得进。于是大征百家谱状,斟酌以成《魏书》。 上自道武,下终孝靖,纪传与志凡百三十卷。收谄齐氏,于魏室多不平。既党北朝,又厚诬江左。性憎胜己,喜念旧恶,甲门盛德与之有怨者,莫不被以丑言,没其善事。迁怒所至,毁及高曾。书成始奏,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论讨。前后列诉者百有余人。时尚书令杨遵彦,一代贵臣,势倾朝野,收撰其家传甚美,是以深被党援。诸讼史者皆获重罚,或有毙于狱中。群怨谤声不息。孝昭世,敕收更加研审,然后宣布于外。武成尝访诸群臣,犹云不实,又令治改,其所变易甚多。 由是世薄其书,号为“秽史”。 至隋开皇,敕著作郎魏澹与颜之推、辛德源更撰《魏书》,矫正收失。澹以西魏为真,东魏为伪,故文、恭列纪,孝靖称传。合纪、传、论例,总九十二篇。 炀帝以澹书犹未能善,又敕左仆射杨素别撰,学士潘徽、褚亮、欧阳询等佐之。 会素薨而止。今世称魏史者,犹以收本为主焉。右说《魏书》高齐史,天统初,太常少卿祖孝征述献武起居,名曰《黄初传天录》。时中书侍郎陆元规常从文宣征讨,著《皇帝实录》,唯记行师,不载它事。自武平后,史官阳休之、杜台卿、祖崇儒、崔子发等相继注记。 逮于齐灭,隋秘书监王劭、内史令李德林并少仕邺中,多识故事。王乃凭述起居注,广以异闻,造编年书,号曰《齐志》,时有六卷。李在齐预修国史,创纪传书二十七卷。自开皇初,奉诏续撰,增多齐史三十八篇,以上送官,藏之秘府。皇家贞观初,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,杂采它书,演为五十卷。今之言齐史者,惟王、李二家云。右说《北齐书》。 宇文周史,大统年有秘书丞柳虬兼领著作,直辞正色,事有可称。至隋开皇中,秘书监牛弘追撰《周纪》十有八篇,略叙纪纲,仍皆抵忤。皇家贞观初,敕秘书丞令狐德棻、秘书郎岑文本共加修缉,定为《周书》五十卷。右说《后周书》。 隋史,当开皇仁寿时,王劭为书八十卷,以类相从,定其篇目。至于编年、纪传,并阙其体。炀帝世,惟有王胄等所修《大业起居注》。及江都之祸,仍多散逸。皇家贞观初,敕中书侍郎颜师古、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《隋书》五十五卷,与新撰《周书》并行于时。 初,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,乃命学士分修。事具于上。仍使秘书监魏征总知其务,凡有赞论,征多预焉。始以贞观三年创造,至十八年方就,合为《五代纪传》,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,下于史阁。惟有十志,断为三十卷,寻拟续奏,未有其文。又诏左仆射于志宁、太史令李淳风、著作郎韦安仁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。其先撰史人,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。太宗崩后,刊勒始成。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其实别行,俗称为《五代史志》。右说《隋书》。 惟大唐之受命也,义宁、武德间,工部尚书温大雅首撰《创业起居注》三篇。 自是司空房玄龄、给事中许敬宗、著作佐郎敬播相次立编年体,号为“实录”。 迄乎三帝,世有其书。 贞观初,姚思兼廉撰纪传,粗成三十卷。至显庆元年,太尉长孙无忌与于志宁、令狐德棻、著作郎刘胤之、杨仁卿、起居郎顾胤等,因其旧作,缀以后事,复为五十卷。虽云繁杂,时有可观。龙朔中,敬宗又以太子少师总统史任。更增前作,混成百卷。如《高宗本纪》及永徽名臣、四夷等传,多是其所造。又起草十志,未半而终。敬宗所作纪传,或曲希时旨,或猥饰私憾,凡有毁誉,多非实录。必方诸魏伯起,亦犹张衡之蔡邕焉。其后左史李仁实续撰《于志宁》、《许敬宗》、《李义府》等传,载言记事,见推直笑。惜其短岁,功业未终。至长寿中,春官侍郎牛凤及又断自武德,终于弘道,撰为《唐书》百有十卷。凤及以喑聋不才,而辄议一代大典,凡所撰录,皆索责私家行状,而世人叙事罕能自远。 或言皆比兴,全类咏歌,或语多鄙朴,实同文案,而总入编次,了无厘革。其有出自胸臆,申其机杼,发言则嗤鄙怪诞,叙事则参差倒错。故阅其篇第,岂谓可观;披其章句,不识所以。既而悉收姚、许诸本,欲使其书独行。由是皇家旧事,残缺殆尽。 长安中,余与正谏大夫朱敬则、司封郎中徐坚、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《唐书》,勒成八十卷,神龙元年又与坚、兢等重修《则天实录》,编为二十卷,夫旧史之坏,其乱如绳,错综艰难,期月方毕。虽言无可择,事多遗恨,庶将来削稿,犹有凭焉。 大抵自古史臣撰录,其梗概如此。盖属词比事,以月系年,为史氏之根本,作生人之耳目者,略尽于斯矣。自馀偏记小说,则不暇具而论之,右说《唐书》。

史通·内篇·书志第八

刘知几
夫刑法、礼乐、风土、山川,求诸文籍,出于《三礼》。及班、马著史,别裁书志。考其所记,多效《礼经》。且纪传之外,有所不尽,只字片文,于斯备录。语其通博,信作者之渊海也。 原夫司马迁曰书,班固曰志,蔡邕曰意,华峤曰典,张勃曰录,何法盛曰说。 名目虽异,体统不殊。亦犹楚谓之梼杌,晋谓之乘,鲁谓之春秋,其义一也。 于其编目,则有前曰《平准》,后云《食货》;古号《河渠》,今称《沟洫》;析《郊祀》为《宗庙》,分《礼乐》为《威仪》;《悬象》出于《天文》,《郡国》生于《地理》。如斯变革,不可胜计,或名非而物是,或小异而大同。但作者爱奇,耻于仍旧,必寻源讨本,其归一揆也。 若乃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,班补子长之阙;《百官》、《舆服》,谢拾孟坚之遗。王隐后来,加以《瑞异》;魏收晚进,弘以《释老》。斯则自我作故,出乎胸臆,求诸历代,不过一二者焉。 大抵志之为篇,其流十五六家而已。其间则有妄入编次,虚张部帙,而积已久,不悟其非。亦有事应可书,宜别标一题,而古来作者,曾未觉察。今略陈其义,列于下云。(以上《书志序》) 夫两曜百星,丽于玄象,非如九州万国,废置无恒。故海田可变,而景纬无易。古之天犹今之天也,今之天即古之天也,必欲刊之国史,施于何代不可也? 但《史记》包括所及,区域绵长,故书有《天官》,诸者竟忘其误,榷而为论,未见其宜。班固因循,复以天文作志,志无汉事而隶入《汉书》,寻篇考限,睹其乖越者矣。降及有晋,迄于隋氏,或地止一隅,或年才二世,而彼苍列志,其篇倍多,流宕忘归,不知纪极。方于《汉史》,又孟坚之罪人也。 窃以国史所书,宜述当时之事。必为志而论天象也,但载其时彗孛氛祲,薄食晦明,裨灶梓慎之所占,京房、李郃之所候。至如惑退舍,宋公延龄,中台告坼,晋相速祸,星集颍川而贤人聚,月犯少微而处士亡,如斯之类,志之可也。 若乃体分蒙澒,色著青苍,丹曦素魄之躔次,黄道紫宫之分野,既不预于人事,辄编之于策书,故曰刊之国史,施于何代不可也。其间唯有袁山松、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等数家,颇觉其非,不遵旧例。凡所记录,多合事宜。寸有所长,贤于班、马远矣。(以上《天文志》) 伏羲已降,文籍始备。逮于战国,其书五车,传之无穷,是曰不朽。夫古之所制,我有何力,而班《汉》定其流别,编为《艺文志》。论其妄载,事等上篇。 《续汉》已还,祖述不暇。夫前志已录,而后志仍书,篇目如旧,频烦互出,何异以水济水,谁能饮之者乎? 且《汉书》之志天文、艺文也,盖欲广列篇名,示存书体而已。文字既少,披阅易周,故虽乖节文,而未甚秽累。既而后来继述,其流日广。天文则星占、月会、浑图、周髀之流,艺文则四部、《七录》、《中经》、秘阁之辈,莫不各逾三箧,自成一家。史臣所书,宜其辍简。而近世有著《隋书》者,乃广包众作,勒成二志,骋其繁富,百倍前修。非唯循覆车而重轨,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。 但自史之立志,非复一门,其理有不安,多从沿革。唯《艺文》一体,古今是同,详求厥义,未见其可。愚谓凡撰志者,宜除此篇。必不能去,当变其体。 近者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亦有《坟籍志》,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,雠校之司。 所列书名,唯取当时撰者。习兹楷则,庶免讥嫌。语曰:“虽有丝麻,无弃菅蒯。” 于宋生得之矣。(以上《艺文志》) 夫灾祥之作,以表吉凶。此理昭昭,不易诬也。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,鲸鲵死而彗星出,河变应于千年,山崩由于朽壤。又语曰:“太岁在酉,乞浆得酒;太岁在巳,贩妻鬻子。”则知吉凶递代,如盈缩循环,此乃关诸天道,不复系乎人事。 且周王决疑,龟焦蓍折,宋皇誓众,竿坏幡亡,枭止凉师之营,鵩集贾生之舍。斯皆妖灾著象,而福禄来钟,愚智不能知,晦明莫之测也。然而古之国史,闻异则书,未必皆审其休咎,详其美恶也。故诸侯相赴,有异不为灾,见于《春秋》,其事非一。 洎汉兴,儒者乃考《洪范》以释阴阳。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,远应始皇;卧柳植于上林,近符宣帝。门枢白发,元后之祥;桂树黄雀,新都之识谶。举夫一二,良有可称。至于蜚蜮蝝螽,震食崩坼,陨霜雨雹,大水无冰,其所证明,宝皆迂阔。故当春秋之世,其在于鲁也,如有旱雩舛侯,螟螣伤苗之属,是时或秦人归遂,或毛伯赐命,或滕、邾入朝,或晋、楚来聘。皆持此恒事,应彼咎徵,昊穹垂谪,厥罚安在?探赜索隐,其可略诸。 且史之记载,难以周悉。近者宋氏,年唯五纪,地只江、淮,书满百篇,号为繁富。作者犹广之以《拾遣》,加之以《语录》。况彼《春秋》之所记也,二百四十年行事,夷夏之国尽书,而《经传集解》卷才三十。则知其言所略。盖亦多矣。而汉代儒者,罗灾眚于二百年外,讨符会于三十卷中,安知事有不应于人失其事?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! 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,谓王札子之作乱,在彼成年;夏徵舒之构逆,当夫昭代;楚严作霸,荆国始僣称王;高宗谅阴,亳都实生桑谷。晋悼临国,六卿专政,以君事臣;鲁僖末年,三桓世官,杀嫡立庶。斯皆不凭章句,直取胸怀,或以前为后,以虚为实。移的就箭,曲取相谐;掩耳盗钟,自云无觉。讵知后生可畏,来者难诬者邪! 又品藻群流,题目庶类,谓莒为大国,菽为强草,鹙著青色,负蠜非中国之虫,鸲鹆为夷狄之鸟。如斯诡妄,不可殚论。而班固就加纂次,曾靡铨择,因以五行编而为志,不亦惑乎? 且每有叙一灾,推一怪,董、京之说,前后相反;向、歆之解,父子不同。 遂乃双载其文,两存厥理。言无准的,事益烦费,岂所谓撮其机要,收彼菁华者哉! 自汉中兴已还,迄于宋、齐、其间司马彪、藏荣绪、沈约、萧子显相承载笔,竞志五行。虽未能尽善,而大较多实。何者?如彪之徒,皆自以名惭汉儒,才劣班史,凡所辩论,务守常途。既动遵绳墨,故理绝河汉。兼以古书从略,求徵应者难该;近史尚繁,考祥符者易洽。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,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。 然则天道辽远,裨灶焉知?日蚀不常,文伯所对。至如梓慎之占星象,赵达之明风角,单扬识魏祚于黄龙,董养徵晋乱于苍鸟,斯皆肇彰先觉,取验将来,言必有中,语无虚发。苟志之竹帛,其谁曰不然。若乃前事已往,后来追证,课彼虚说,成此游词,多见其老生常谈,徒烦翰墨者矣。 子曰: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,我无是也。”又曰:“君子于其所不知,盖阙如也。”又曰:“知之为知之,不知为不知,是知也。”呜呼!世之作者,其鉴之哉!谈何容易,驷不及舌,无为强著一书,受嗤千载也。(以上《五行志》) 或以为天文、艺文,虽非《汉书》所宜取,而可广闻见,难为删削也。对曰:苟事非其限,而越理成书,自可触类而长,于何不录?又有要于此者,今可得而言焉。 夫圆首方足,含灵受气,吉凶形于相貌,贵贱彰于骨法,生人之所欲知也。 四支六府,疴瘵所缠,苟详其孔穴,则砭灼无误,此养生之尤急也。且身名并列,亲疏自明,岂可近昧形骸,而远求辰象!既天文有志,何不为《人形志》乎?茫茫九州,言语各异,大汉輶轩之使,译导而通,足以验风俗之不同,示皇威之广被。且事当炎运,尤相关涉,《尔雅》释物,非无往例。既艺文有志,何不为《方言志》乎?但班固缀孙卿之词,以序《刑法》;探孟轲之语,用裁《食货》,《五行》出刘向《洪范》,《艺文》取刘歆《七略》,因人成事,其目遂多。至若许负《相经》、扬雄《方言》,并当时所重,见传流俗。若加以二志,幸有其书,何独舍诸?深所未晓。 历观众史,诸志列名,或前略而后详,或古无而今有。虽递补所阙,各自以为工,榷而论之,皆未得其最。 盖可以为志者,其道有三焉:一曰《都邑志》,二曰《氏族志》,三曰《方物志》。何者?京邑翼翼,四方是则。千门万户,兆庶仰其威神;虎踞龙蹯,帝王表其尊极。兼复土阶卑室,好约者所以安人;阿房、未央,穷奢者由其败国。 此则其恶可以诫世,其善可以劝后者也。且宫阙制度,朝廷轨仪,前王所为,后王取则。故齐府肇建,颂魏都以立宫;代国初迁,写吴京而树阙。故知经始之义,卜揆之功,经百王而不易,无一日而可废也。至如两汉之都咸、洛,晋、宋之宅金陵,魏徙伊、瀍,齐居漳、滏,隋氏二世,分置两都,此并规模宏远,名号非一。凡为国史者,宜各撰《都邑志》,列于《舆服》之上。 金石、草木、缟纻、丝枲之流,鸟兽、虫鱼、齿革、羽毛之类,或百蛮攸税,或万国是供,《夏书》则编于《禹贡》,《周书》则托于《王会》。亦有图形九牧之鼎,列状四荒之经。观之者擅其博闻,学之者骋其多识。自汉氏拓境,无国不宾,则有筇竹传节,蒟酱流味,大宛献其善马,条支致其巨雀。爰及魏、晋,迄于周、隋,咸迹遐迩来王,任土作贡。异物归于计吏,奇名显于职方。凡为国史者,宜各撰《方物志》,列于《食货》之首。 帝王苗裔,公侯子孙,余庆所钟,百世无绝。能言吾祖,郯子见师于孔公;不议其先,籍谈取诮于姬后。故周撰《世本》,式辨诸宗;楚置三闾,实掌王族。 逮于晚叶,谱学尤烦。用之于官,可以品藻士庶;施之于国,可以甄别华夷。自刘、曹受命,雍、豫为宅,世胄相承,子孙蕃衍。及永嘉东渡,流寓扬、越;代氏南迁,革夷从夏。于是中朝江左,南北混淆;华壤边民,虏汉相杂。隋有天下,文轨大同;江外、山东,人物殷凑。其间高门素族,非复一家;郡正州都,世掌其任。凡为国史者,宜各撰《氏族志》,列于《百官》之下。 盖自都邑以降,氏族而往,实为志者所宜先,而诸史竟无其录。如休文《宋籍》,广以《符瑞》;伯起《魏篇》,加之《释老》。徒以不急为务,曾何足云。 惟此数条,粗加商略,得失利害,从可知矣。庶乎后来作者,择其善而行之。 或问曰:子以都邑、氏族、方物宜各纂次,以志名编。夫史之有志,多凭旧说,苟世无其录,则阙而不编,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。对曰:案帝王建国,本无恒所,作者记事,亦在相时。远则汉有《三辅典》,近则隋有《东都记》。 于南则有宋《南徐州记》、《晋宫阙名》,于北则有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邺都故事》。盖都邑之事,尽在是矣。 谱牒之作,盛于中古。汉有赵岐《三辅决录》,晋有挚虞《族姓记》。江左有两王《百家谱》,中原有《方思格》。盖氏族之事,尽在事矣。自沉莹著《监海水土》,周处撰《阳羡风土》,厥类众多,谅非一族。是以《地理》为书,陆澄集而难尽;《水经》加注,郦元编而不穷。盖方物之事,尽在是矣。凡此诸书,代不乏作,必聚而为志,奚患无文?譬夫涉海求鱼,登山采木,至于鳞介修短,柯条巨细,盖在择之而已。苟为鱼人、匠者,何虑山海之贫罄哉?(以上杂志)

史通·内篇·自叙第三十六

刘知几
予幼奉庭训,早游文学。年在纨绮,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,难为讽读。虽屡逢捶挞,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,每废书而听。逮讲毕,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:“若使书皆如此,吾不复怠矣。”先君奇其意,于是始授以《左氏》,期年而讲诵都毕。于时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,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疏,精此一经。辞以获麟已后,未见其事,乞且观余部,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。既欲知古今沿革,历数相承,于是触类而观,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已降,迄乎皇家实录,年十有七,而窥览略周。其所读书,多因假赁,虽部帙残缺,篇第有遗,至于叙事之纪纲,立言之梗概,亦粗知之矣。 但于时将求仕进,兼习揣摩,至于专心诸史,我则未暇。洎年登弱冠,射策登朝,于是思有余闲,获遂本愿。旅游京洛,颇积岁年,公私借书,恣情披阅。 至如一代之史,分为数家,其间杂记小书,又竞为异说,莫不钻研穿凿,尽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观书,喜谈名理,其所悟者,皆得之襟腑,非由染习。故始在总角,读班、谢两《汉》,便怪《前书》不应有《古今人表》,《后书》宜为更始立纪。 当时闻者,共责以为童子何知,而敢轻议前哲。于是郝然自失,无辞以对。其后见《张衡》、《范晔集》,果以二史为非。其有暗合于古人者,盖不可胜纪。始知流俗之士,难与之言。凡有异同,蓄诸方寸。 及年以过立,言悟日多,常恨时无同好,可与言者。维东海徐坚,晚与之遇,相得甚欢,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,管仲之知鲍叔,不是过也。复有永城朱敬则、沛国刘允济、义兴薛谦光、河南元行冲、陈留吴兢、寿春裴怀古,亦以言议见许,道术相知。所有扬榷,得尽怀抱。每云:“德不孤,必有邻,四海之内,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。”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,天纵多能,睹史籍之繁文,惧览之者之不一,删《诗》为三百篇,约史记以修《春秋》,赞《易》道以黜入索,述《职方》以除九丘,讨论坟、典,断自唐、虞,以迄于周。其文不刊,为后王法。自兹厥后,史籍逾多,苟非命世大才,孰能刊正其失?嗟予小子,敢当此任!其于史传也,尝欲自班、马已降,讫于姚、李、令狐、颜、孔诸书,莫不因其旧义,普加厘革。但以无夫子之名,而辄行夫子之事,将恐致惊末俗,取咎时人,徒有其劳,而莫之见赏。所以每握管叹息,迟回者久之。非欲之而不能,实能之而不敢也。 既朝廷有知意者,遂以载笔见推。由是三为史臣,再入东观。每惟皇家受命,多历年所,史官所编,粗惟纪录。至于纪传及志,则皆未有其书。长安中,会奉诏预修《唐史》。及今上即位,又敕撰《则天大圣皇后实录》。凡所著述,尝欲行其旧议。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,每与其凿枘相违,龃龉难入。故其所载削,皆与俗浮沉。虽自谓依违苟从,然犹大为史官所嫉。嗟乎!虽任当其职,而吾道不行;见用于时,而美志不遂。郁怏孤愤,无以寄怀。必寝而不言,嘿而无述,又恐没世之后,谁知予者。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,以见其志。 昔汉世刘安著书,号曰《淮南子》。其书牢笼天地,博极古今,上自太公,下至商鞅。其错综经纬,自谓兼于数家,无遗力矣。然自《淮南》已后,作者无绝。必商榷而言,则其流又众。盖仲尼既殁,微言不行;史公著书,是非多谬。 由是百家诸子,诡说异辞,务为小辨,破彼大道,故扬雄《法言》生焉。儒者之书,博而寡要,得其糟粕,失其菁华。而流俗鄙夫,贵远贱近,传兹牴牾,自相欺惑,故王充《论衡》生焉。民者,冥也,冥然罔知,率彼愚蒙,墙面而视。或讹音鄙句,莫究本源,或守株胶柱,动多拘忌,故应劭《风俗通》生焉。五常异,百行殊执,能有兼偏,知有长短。苟随才而任使,则片善不遗,必求备而后用,则举世莫可,故刘劭《人物志》生焉。夫开国承家,立身立事,一文一武,或出或处,虽贤愚壤隔,善恶区分,苟时无品藻,则理难铨综,故陆景《典语》生焉。 词人属文,其体非一,譬甘辛殊味,丹素异彩,后来祖述,识昧圆通,家有诋诃,人相掎摭,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 若《史通》之为书也,盖伤当时载笔之士,其义不纯。思欲辨其指归,殚其体统。夫其书虽以史为主,而余波所及,上穷王道,下掞人伦,总括万殊,包吞千有。自《法言》已降,迄于《文心》而往,固以纳诸胸中,曾懘不芥者矣。 夫其为义也,有与夺焉,有褒贬焉,有鉴诫焉,有讽刺焉。其为贯穿者深矣,其为网罗者密矣,其所商略者远矣,其所发明者多矣。盖谈经者恶闻服、杜之嗤,论史者憎言班、马之失。而此书多讥往哲,喜述前非。获罪于时,固其宜矣。犹冀知音君子,时有观焉。尼父有云:“罪我者《春秋》,知我者《春秋》。”抑斯之谓也。 昔梁征士刘孝标作《叙传》,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。而予辄不自揆,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。何者?扬雄尝好雕虫小技,老而悔其少作。余幼喜诗赋,而壮都不为,耻以文士得名,期以述者自命。其似一也。扬雄草《玄》,累年不就,当时闻者,莫不哂其徒劳。余撰《史通》,亦屡移寒暑。悠悠尘俗,共以为愚。其似二也。扬雄撰《法言》,时人竞尤其妄,故作《解嘲》以训之。余著《史通》,见者亦互言其短,故作《释蒙》以拒之。其似三也。扬雄少为范踆、刘歆所重,及闻其撰《太玄经》,则嘲以恐盖酱瓿。然刘、范之重雄者,盖贵其文彩若《长扬》、《羽猎》之流耳。如《太玄》深奥,理难探赜。既绝窥逾,故加讥诮。余初好文笔,颇获誉于当时。晚谈史传,遂减价于知己。其似四也。夫才唯下劣,而迹类先贤。是用铭之于心,持以自慰。 抑犹有遗恨,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。何者?雄之《玄经》始成,虽为当时所贱,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,其书必传。其后张衡、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。夫以《史通》方诸《太玄》,今之君山,即徐、朱等数君是也。后来张、陆,则未之知耳。嗟乎!傥使平子不出,公纪不生,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,烟烬俱灭。后之识者,无得而观。此予所以抚卷涟洏,泪尽而继之以血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