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孔宣父以大圣之德，应运而生，生人以来，未之有也。故使三千弟子、七十门人，钻仰不及，请益无倦。然则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其间切磋酬对，颇亦互闻得失。何者？睹仲由之不悦，则矢天厌以自明；答言偃之弦歌，则称戏言以释难。斯则圣人之设教，其理含弘，或援誓以表心，或称非以受屈。岂与夫庸儒末学，文过饰非，使夫问者缄辞杜口，怀疑不展，若斯而已哉？嗟夫！古今世殊，师授路隔，恨不得亲膺洒扫，陪五尺之童；躬奉德音，抚四科之友。而徒以研寻蠹简，穿凿遗文，菁华久谢，糟粕为偶。遂使理有未达，无由质疑。是用握卷踌躇，挥毫悱愤。傥梁木斯坏，魂而有灵，敢效接舆之歌，辄同林放之问。但孔氏之立言行事，删《诗》赞《易》，其义既广，难以具论。今惟摭其史文，评之于后。 何者？赵孟以无辞伐国，贬号为人；杞伯以夷礼来朝，降爵称子，虞班晋上，恶贪贿而先书；楚长晋盟，讥无信而后列。此则人伦臧否，在我笔端，直道而行，夫何所让？奚为齐、郑及楚，国有弑君，各以疾赴，遂皆书卒？夫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凡在含识，皆知耻惧。苟欺而可免，则谁不愿然？且官为正卿，反不讨贼；地居冢嫡，药不亲尝。遂皆被以恶名，播诸来叶。必以彼三逆，方兹二弑，躬为枭獍，则漏网遗名；迹涉瓜李，乃凝脂显录。嫉恶之情，岂其若是？其所未谕一也。 又案齐荼野幕之戮，事起阳生。楚灵乾溪之缢，祸由观从。而《春秋》捐其首谋，舍其亲弑，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，城门火而池鱼及。必如是，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，以其君卞急而好洁，可行欺以激怒，遂倾瓶水以沃庭，俾废炉而烂卒。斯亦罪之大者，奚不书弑乎？其所未谕二也。 盖明镜之照物也，妍媸必露，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，而寝其鉴也；虚空之传响也，清浊必闻，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，而辍其应也。夫史官执简，宜类于斯。苟爱而知其丑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。观夫子修《春秋》也，多为贤者讳。狄实灭卫，因桓耻而不书；河阳召王，成文美而称狩。斯则情兼向背，志怀彼我。苟书法其如是也，岂不使为人君者，靡惮宪章，虽玷白圭，无惭良史也乎？其所未谕三也。 哀八年及十三年，公再与吴盟，而皆不书。桓二年，公及戎盟则书之。戎实豺狼，非我族类。夫非所讳而仍讳，谓当耻而无耻，求之折衷，未见其宜。其所未谕四也。 诸国臣子，非卿不书，必以地来奔，则虽贱亦志。斯岂非国之大事，不可限以常流者耶？如阳虎盗入于讙，拥阳关而外叛，《传》具其事，《经》独无闻，何哉？且弓玉云亡，犹获显记；城邑失守，反不沾书。略大存小，理乖惩劝。其所未谕五也。 案诸侯世嫡，嗣业居丧，既未成君，不避其讳。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何为般、野之殁，皆以名书，而恶、视之殂，直云“子卒”。其所未谕六也。 凡在人伦，不得其死者，邦君已上，皆谓之弑，卿士以上通谓之杀。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案桓二年，书曰：“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”。僖十年，又曰：“晋里克弑其君卓及大夫荀息”。夫臣当为杀，而称及，与君弑同科。苟弑、杀不分，则君臣靡别者矣。其所未谕七也。 夫臣子所书，君父是党，虽事乖正直，而理合名教。如鲁之隐、桓戕弑，昭、哀放逐，姜氏淫奔，子般夭酷。斯则邦之孔丑，讳之可也。如公送晋葬，公与吴盟，为齐所止，为邾所败，盟而不至，会而后期，并讳而不书，岂非烦碎之甚？ 且案汲冢竹书、《晋春秋》及《纪年》之载事也，如重耳出奔，惠公见获，书其本国，皆无所隐。唯《鲁春秋》之记其国也，则不然。何者？国家事无大小，苟涉嫌疑，动称耻讳，厚诬来世，奚独多乎！其所未谕八也。 案昭十二年，齐纳北燕伯于阳。“伯于阳”者何？公子阳生也。子曰：“我乃知之矣”。在侧者曰：“子苟知之，何以不革？”曰：“如尔所不知何？”夫如是，夫子之修《春秋》，皆遵彼乖僻，习其讹谬，凡所编次，不加刊改者矣。 何为其间则一褒一贬，时有弛张；或沿或革，曾无定体，其所未谕九也。 又书事之法，其理宜明。使读者求一家之废兴，则前后相会；讨一人之出入，则始末可寻。如定六年书“郑灭许，以许男斯归。”而哀元年书“许男与楚围蔡。” 夫许既灭矣，君执家亡，能重列诸侯，举兵围国者何哉？盖其间行事，必当有说。 《经》既不书，《传》又阙载，缺略如此，寻绎难知，其所未谕十也。 案晋自鲁闵公已前，未通于上国。至僖二年灭下阳已降，渐见于《春秋》。 盖始命行人自达于鲁也，而《琐语》、《晋春秋》载鲁国闵公时事，言之甚详。 斯则闻事必书，无假相赴者也。盖当时国史，它皆仿此。至于夫子所修也则不然。 凡书异国，皆取来告。苟有所告，虽小必书；如无其告，虽大亦阙。故宋飞六鹢，小事也，以有告而书之；晋灭三邦，大事也，以无告而阙之。用使巨细不均，繁省失中，比夫诸国史记，奚事独为疏阔？寻兹例之作也，盖因周礼旧法，鲁策成文。夫子既撰不刊之书，为后王之则，岂可仍其过失，而不中规矩者乎？其所未谕十一也。 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，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。而《春秋》记它国之事，必凭来者之辞；而来者所言，多非其实。或兵败而不以败告，君弑而不以弑称，或宜以名而不以名，或应以氏而不以氏，或春崩而以夏闻，或秋葬而以冬赴。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，是非相乱。其所未谕十二也。 凡所未谕，其类尤多，静言思之，莫究所以。岂“夫子之墙数仞，不得其门” 者欤？将“某也幸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”者欤？如其与夺，诸谢不敏。 又世人以夫子固天攸纵，将圣多能，便谓所著《春秋》，善无不备。而审形者少，随声者多，相与雷同，莫之指实，榷而为论，其虚美者有五焉。 案古者国有史官，具列时事，观汲冢所记，皆与鲁史符同。至如周之东迁，其说稍备；隐、桓已上，难得而详。此之烦省，皆与《春秋》不别。又“获君曰止。”“诛臣曰刺，”“杀其大夫曰杀，”“执我行人”，“郑弃其师，”“陨石于宋五。”诸如此句，多是古史全文。则知夫子之所修者，但因其成事，就加雕饰，仍旧而已，有何力哉？加以史策有阙文，时月有失次，皆存而不正，无所用心，斯又不可得而殚说矣。而太史公云：夫子“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”其虚美一也。 又案：宋襄公执滕子而诬之以得罪，楚灵王弑郏敖而赴之以疾亡，《春秋》皆承告而书，曾无变革。是则无辜者反加以罪，有罪者得隐其辜，求诸劝戒，其义安在？而左丘明论《春秋》之义云：“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彰，”“善人劝焉，淫人惧焉。”其虚美二也。 又案，《春秋》之所书，本以褒贬为主。故《国语》晋司马侯对其君悼公曰：“以其善行，以其恶戒，可谓德义矣。”公曰：“孰能？”对曰：“羊舌肸习于《春秋》。”至于董狐书法而不隐，南史执简而累进，又甯殖出君，而卒之犹名在策书。故知当时史臣各怀直笔，斯则有犯必死，书法无舍者矣。自夫子之修《春秋》也，盖他邦之篡贼其君者有三，本国之弑逐其君者有七，莫不缺而靡录，使其有逃名者。而孟子云：“孔子成《春秋》，乱臣贼子惧。”无乃乌有之谈欤？ 其虚美三也。 又案《春秋》之文，虽有成例，或事同书异，理殊画一。故太史公曰：“孔氏著《春秋》，隐、桓之间则彰，至定、哀之际则微，为其切当世之文罔，而褒忌讳之辞也。”斯则危行言逊，吐刚茹柔，推避以求全，依违以免祸。孟子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’。”其虚美四也。 又案，赵穿杀君而称宣子之弑，江乙亡布而称令尹所盗，此则春秋之世，有识之士莫不微婉其辞，隐晦其说。斯盖当时之恒事，习俗所常行。而班固云：“仲尼殁而微言绝。”观微言之作，岂独宣父者邪？其虚美五矣。 考兹众美，征其本源，良由达者相承，儒教传授，既欲神其事，故谈过其实。 语曰：“众善之，必察焉。”孟子曰：“尧、舜不胜其美，桀、纣不胜其恶。” 寻世之言《春秋》者，得非睹众善而不察，同尧、舜之多美者乎？ 昔王充设论，有《问孔》之篇。虽《论语》群言，多见指摘，而《春秋》杂义，曾未发明。是用广彼旧疑，增其新觉，将来学者，幸为详之。

在昔三坟、五典、春秋、梼杌，即上代帝王之书，中古诸侯之记。行诸历代，以为格言。其余外传，则神农尝药，厥有《本草》；夏禹敷土，实著《山经》；《世本》辨姓，著自周室；《家语》载言，传诸孔氏。是知偏记小说，自成一家。 而能与正史参行，其所由来尚矣。 爰及近古，斯道渐烦。史氏流别，殊途并鹜。榷而为论，其流有十焉：一曰偏纪，二曰小录，三曰逸事，四曰琐言，五曰郡书，六曰家史，七曰别传，八曰杂记，九曰地理书，十曰都邑簿。夫皇王受命，有始有卒，作者著述，详略难均。 有权记当时，不终一代，若陆贾《楚汉春秋》、乐资《山阳载记》、王韶《晋安陆纪》、姚最《梁后略》，此之谓偏纪者也。普天率土，人物弘多，求其行事，罕能周悉，则有独举所知，编为短部，若戴逵《竹林名士》、王粲《汉末英雄》、萧世诚《怀旧志》、卢子行《知己传》。此之谓小录者也。国史之任，记事记言，视听不该，必有遗逸。于是好奇之士，补其所亡，若和峤《汲冢纪年》、葛洪《西京杂纪》、顾协《琐语》、谢绰《拾遗》。此之谓逸事者也。街谈巷议，时有可观，小说卮言，犹贤于已。故好事君子，无所弃诸，若刘义庆《世说》、裴荣期《语林》、孔思尚《语录》、阳玠松《谈薮》。此之谓琐言者也。汝、颍奇士，江、汉英灵，人物所生，载光郡国。故乡人学者，编而记之，若圈称《陈留耆旧》、周斐《汝南先贤》、陈寿《益部耆旧》、虞预《会稽典录》。此之谓郡书者也。高门华胄，奕世载德，才子承家，思显父母。由是纪其先烈，贻厥后来，若扬雄《家谍》、殷敬《世传》、《孙氏谱记》、《陆宗系历》。此之谓家史者也。贤士贞女，类聚区分，虽百行殊途，而同归于善。则有取其所好，各为之录，若刘向《列女》、梁鸿《逸民》、赵采《忠臣》、徐广《孝子》。此之谓别传者也。阴阳为炭，造化为工，流形赋象，于何不育。求其怪物，有广异闻，若祖台《志怪》、干宝《搜神》、刘义庆《幽明》、刘敬叔《异苑》。此之谓杂记者也。 九州土宇，万国山川，物产殊宜，风化异俗，如各志其本国，足以明此一方，若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辛氏《三秦》、罗含《湘中》。此之谓地理书者也。帝王桑梓，列圣遗尘，经始之制，不恒厥所。苟能书其轨则，可以龟镜将来，若潘岳《关中》、陆机《洛阳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建康宫殿》。此之谓都邑簿者也。 大抵偏纪、小录之书，皆记即日当时之事，求诸国史，最为实录。然皆言多鄙朴，事罕圆备，终不能成其不刊，永播来叶，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。逸事者，皆前史所遗，后人所记，求诸异说，为益实多。即妄者为之，则苟载传闻，而无铨择。由是真伪不别，是非相乱。如郭子横之《洞冥》，王子年之《拾遗》，全构虚辞，用惊愚俗。此其为弊之甚者也。琐言者，多载当时辨对，流俗嘲谑，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，谈话者将为口实。及蔽者为之，则有诋讦相戏，施诸祖宗，亵狎鄙言，出自床第，莫不升之纪录，用为雅言，固以无益风规，有伤名教者矣。 郡书者，矜其乡贤，美其邦族，施于本国，颇得流行，置于他方，罕闻爱异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，刘昺之该博，而能传诸不朽，见美来裔者，盖无几焉。家史者，事惟三族，言止一门，正可行于室家，难以播于邦国。且箕裘不堕，则其录犹存；苟薪构已亡，则斯文亦丧者矣。别传者，不出胸臆，非由机杼，徒以博采前史，聚而成书。其有足以新言，加之别说者，盖不过十一而已。如寡闻末学之流，则深所嘉尚；至于探幽索隐之士，则无所取材。杂记者，若论神仙之道，则服食炼气，可以益寿延年；语魑魅之途，则福善祸淫，可以惩恶劝善，斯则可矣。及谬者为之，则苟谈怪异，务述妖邪，求诸弘益，其义无取。 地理书者，若朱赣所采，浃于九州；阚骃所书，殚于四国。斯则言皆雅正，事无偏党者矣。其有异于此者，则人自以为乐土，家自以为名都，竞美所居，谈过其实。又城池旧迹，山水得名，皆传诸委巷，用为故实，鄙哉！都邑簿者，如宫阙、陵庙、街廛、郭邑，辨其规模，明其制度，斯则可矣。及愚者为之，则烦而且滥，博而无限，论榱楝则尺寸皆书，记草木则根株必数，务求详审，持此为能。遂使学者观之，瞀乱而难纪也。于是考兹十品，征彼百家，则史之杂名，其流尽于此矣。至于其间得失纷糅，善恶相兼，既难为覼缕，故粗陈梗概。且同自郐，无足讥焉。 又案子之将史，本为二说。然如《吕氏》、《淮南》、《玄晏》、《抱朴》，凡此诸子，多以叙事为宗，举而论之，抑亦史之杂也，但以名目有异，不复编于此科。 盖语曰：“众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。”历观自古，作者著述多矣。虽复门千户万，波委云集。而言皆琐碎，事必丛残。固难以接光尘于《五传》，并辉烈于《三史》。古人以比玉屑满箧，良有旨哉！ 然则刍荛之言，明王必择；葑菲之体，诗人不弃。故学者有博闻旧事，多识其物，若不窥别录，不讨异书，专治周、孔之章句，直守迁、固之纪传，亦何能自致于此乎？且夫子有云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”“知之次也。”苟如是，则书有非圣，言多不经，学者博闻，盖在择之而已。

班氏著志，牴牾者多。在于《五行》，芜累尤甚。今辄条其错缪，定为四科：一曰引书失宜，二曰叙事乖理，三曰释灾多滥，四曰古学不精。又于四科之中，疏为杂目，类聚区分，编之如后。 第一科引书失宜者，其流有四：一曰史记、《左氏》，交错相并；二曰《春秋》、史记，杂乱难别；三曰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；四曰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。 其志叙言之不从也，先称史记周单襄公告鲁成公曰，晋将有乱。又称宣公六年，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廖语，欲为卿。案宣公六年，自《左传》所载也。夫上论单襄，则持史记以标首；下列曼满，则遗《左氏》而无言。遂令读者疑此宣公，亦出史记；而不云鲁后，莫定何邦。是非难悟，进退无准。此所谓史记、《左氏》交错相亻并也。 《志》云：史记成公十六年，公会诸侯于周。案成公者，即鲁侯也。班氏凡说鲁之某公，皆以《春秋》为冠。何则？《春秋》者，鲁史之号。言《春秋》则知是鲁君。今引史记居先，成公在下，书非鲁史，而公舍鲁名。胶柱不移，守株何甚。此所谓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杂乱难别也。 案班《书》为志，本以汉为主。在于汉时，直记其帝号谥耳。至于它代，则云某书、某国君，此其大例也。至如叙火不炎上，具《春秋》桓公十四年；次叙稼穑不成，直云严公二十八年而已。夫以火、稼之间，别书汉、莽之事。年代已隔，去鲁尤疏。洎乎改说异端，仍取《春秋》为始，而于严公之上，不复以《春秋》建名。遂使汉帝、鲁公，同归一揆。必为永例，理亦可容。在诸异科，事又不尔。求之画一，其例无恒。此所谓屡举《春秋》，言无定体也。 案本《志》叙汉以前事，多略其书名。至于服妖章，初云晋献公使太子率师，佩以金玦。续云郑子臧好为聚鹬之冠。此二事之上，每加《左氏》为首。夫一言可悉，而再列其名。省则都捐，繁则太甚。此所谓书名去取，所记不同也。 第二科叙事乖理者，其流有五：一曰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；二曰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；三曰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；四曰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；五曰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。 《志》曰：《左氏》昭公十五年，晋籍谈如周葬穆后。既除丧而燕。叔向曰：王其不终乎！吾闻之，所乐必卒焉。今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，于是乎与丧宾燕，乐忧甚矣。礼，王之大经也。一动而失二礼，无大经矣，将安用之。案其后七年，王室终如羊舌所说，此即其效也，而班氏了不言之。此所谓徒发首端，不副征验也。 《志》云：《左氏》襄公二十九年，晋女齐语智伯曰：齐高子容、宋司徒皆将不免。子容专，司徒侈，皆亡家之主也。专者速及，侈则将以力毙。九月，高子出奔北燕，所载至此，更无他说。案《左氏》昭公二十年，宋司徒奔陈。而班氏探诸本传，直写片言。阅彼全书，唯征半事。遂令学者疑丘明之说，有是有非；女齐之言，或得或失。此所谓虚编古语，讨事不终也。 《志》云：成帝于鸿嘉、永始之载，好为微行，置私田于民间。谷永谏曰：诸侯梦得田，占为失国。而况王蓄私田财物，为庶人之事乎。已下弗云成帝意悛与不悛，谷永言效与不效。谏词虽具，诸事阙如。此所谓直引时谈，竟无它述者也。 其述庶征之恒寒也，先云釐公十年冬，大雨雹。随载刘向之占，次云《公羊经》曰“大雨雹”，续书董生之解。案《公羊经》所说，与上奚殊？而再列其辞，俱云“大雨雹”而已。又此科始言大雪与雹，继言殒霜杀草，起自春秋，讫乎汉代。其事既尽，乃重叙雹灾。分散相离，断绝无趣。夫同是一类，而限成二条。 首尾纷拏，而章句错糅。此所谓科条不整，寻绎难知者也。 夫人君改元，肇自刘氏。史官所录，须存凡例。案斯《志》之记异也，首列元封年号，不详汉代何君；次言地节、河平，具述宣、成二帝。武称元鼎，每岁皆书；哀曰建平，同年必录。此所谓标举年号，详略无准者也。 第三科释灾多滥者，其流有八：一曰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；二曰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；三曰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；四曰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；五曰但伸解释，不显符应；六曰考核虽谠，义理非精；七曰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；八曰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。 《志》云：“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九鼎震。”“是岁，韩、魏、赵篡晋而分其地，威烈王命以为诸侯。天子不恤同姓，而爵其贼臣，天下不附矣。”案周当战国之世，微弱尤甚。故君疑窃斧，台名逃债。正比夫泗上诸侯，附庸小国者耳。 至如三晋跋扈，欲为诸侯，虽假王命，实由己出。譬夫近代莽称安汉，匪平帝之至诚；卓号太师，岂献皇之本愿。而作者苟责威烈以妄施爵赏，坐贻妖孽，岂得谓“人之情伪尽知之矣”者乎！此所谓商榷前世，全违故实也。 《志》云：昭公十六年九月，大雩。先是，昭母夫人归氏薨，昭不戚而大蒐于比蒲。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，大雩。先是，公自侵郑归而城中城，二大夫围郓。 案大蒐于比蒲，昭之十一年。城中城、围郓，定之六年也。其二役去雩，皆非一载。夫以国家恒事，而坐延灾眚，岁月既遥，而方闻响应。斯岂非乌有成说，扣寂为辞者哉！此所谓影响不接，牵引相会也。 《志》云：严公七年秋，大水。董仲舒、刘向以为严母姜与兄齐侯淫，共杀桓公。严释父仇，复娶齐女，未人而先与之淫，一年再出会，于道逆乱，臣下贱之应也。又云：十一年秋，宋大水。董仲舒以为时鲁、宋比年有乘丘、鄑之战，百姓愁怨，阴气盛，故二国俱水。案此说有三失焉。何者？严公十三年、十一年，公败宋师于乘丘及鄑。夫以制胜克敌，策勋命赏，可以欢荣降福，而反愁怨贻灾邪？其一失也。且先是数年，严遭大水，校其时月，殊在战前。而云与宋交兵，故二国大水，其二失也。况于七年之内，已释水灾，始以齐女为辞，终以宋师为应。前后靡定，向背何依？其失三也。夫以一灾示青，而三说竞兴，此所谓敷演多端，准的无主也。 其释“厥咎舒，厥罚恒燠”，以为其政弛慢，失在舒缓，故罚之以燠，冬而亡冰。寻其解《春秋》之无冰也，皆主内失黎庶，外失诸侯，不事诛赏，不明善恶，蛮夷猾夏，天子不能讨，大夫擅权，邦君不敢制。若斯而已矣。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，亡冰，而云先是遣卫、霍二将军穷追单于，斩首十余万级归，而大行庆赏。上又闵悔勤劳，遣使巡行天下，存赐鳏寡，假与乏困，举遗逸独行君子诣行在所。郡国有以为便宜者，上丞相、御史以闻。于是天下咸喜。案汉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，其先猛后宽也如此，岂是有懦弱凌迟之失，而无刑罚戡定之功哉！ 何得苟以无冰示灾，便谓与昔人同罪。矛盾自已，始末相违，岂其甚邪？此所谓轻持善政，用配妖祸也。 《志》云：孝昭元凤三年，太山有大石立。眭孟以为当有庶人为天子者。京房《易传》云：“太山之石颠而下，圣人受命人君虏。”又曰：石立于山，同姓为天下雄。案此当是孝宣皇帝即位之祥也。宣帝出自闾阎，坐登扆极，所谓庶人受命者也。以曾孙血属，上纂皇统，所谓同姓雄者。昌邑见废，谪君远方，所谓人君虏者也。班《书》载此征祥，虽具有剖析，而求诸后应，曾不缕陈。叙事之宜，岂其若斯？苟文有所阙，则何以载言者哉？此所谓但伸解释，不显符应也。 《志》云：成帝建始三年，小女陈持弓年九岁，走入未央宫。又云：绥和二年，男子王褒入北司马门，上前殿。班《志》虽有证据，言多疏阔。今聊演而申之。案女子九岁者，九则阳数之极也。男子王褒者，王则臣君之姓也。入北司马门上前殿者，三莽始为大司马，至哀帝时就国，帝崩后，仍此官，因以篡位。夫人入司马门而上殿，亦由从大司马而升极。灾祥示兆，其事甚明。忽而不书，为略何甚？此所谓解释虽谠，义理非精也。 《志》云：哀帝建平四年，山阳女子田无啬怀妊，未生二月，儿啼腹中。及生，不举，葬之陌上。三日，人过闻啼声。母掘土收养。寻本《志》虽述此妖灾，而了无解释。案人从胞到育，含灵受气，始末有成数，前后有定准。至于在孕甫尔，遽发啼声者，亦由物有基业未彰，而形象已兆，即王氏篡国之征。生而不举，葬而不死者，亦由物有期运已定，非诛剪所平，即王氏受命之应也。又案班云小女陈持弓者，陈即莽所出；如女子田无啬者，田故莽之本宗。事既同占，言无一概。岂非唯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者乎？此所谓妖祥可知，寝默无说也。 当春秋之时，诸国贤俊多矣。如沙鹿其坏，梁山云崩，鹢退蜚于宋者，龙交斗于郑水。或伯宗、子产，具述其非妖；或卜偃、史过，盛言其必应。盖于时有识君子以为美谈。故左氏书之不刊，贻厥来裔。既而古今路阻，闻见壤隔，至汉代儒者董仲舒、刘向之徒，始别构异闻，辅申它说。以兹后学，陵彼先贤，皆今谚所谓“季与厥昆，争知嫂讳”者也。而班《志》尚舍长用短，捐旧习新，苟出异同，自矜魁博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此所谓不循经典，自任胸怀也。 第四科古学不精者，其流有三：一曰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；二曰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；三曰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。 《志》云：庶征之恒风，刘向以为《春秋》无其应。刘歆以为釐十六年，《左氏传》释六鶂退飞是也。案旧史刘向学《谷梁》，刘歆学《左氏》。既祖习各异，而闻见不同，信矣。而周木斯拔，郑车偾济，风之为害，备于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。向则略而不信，歆则知而不传。又详言从怪，历叙群妖。述雨氂为灾，而不寻赵毛生地；书异鸟相育，而不载宋雀生鹯。斯皆见小忘大，举轻略重。盖学有不同，识无通鉴故也。且当炎汉之代，厥异尤奇。若景帝承平，赤风如血；于公在职，亢阳为旱。惟纪与传，各具其详，在于《志》中，独无其说也，何哉？ 此所谓博引前书，网罗不尽也。 《左传》云：宋人逐猰狗，华臣出奔陈。又云：宋公子地有白马，景公夺而朱其尾鬛。地弟辰以肖叛。班《志》书此二事，以为犬马之祸。案《左氏》所载，斯流实繁。如季氏之逆也，由斗鸡而傅介；卫侯之败也，因养鹤以乘轩。曹亡首于获雁，郑弑萌于解鼋。郄至夺而家灭，华元杀羊而卒奔。此亦白黑之祥，羽毛之孽，何独舍而不论，唯征犬马而已。此所谓兼采《左氏》，遗逸甚多也。 案《太史公书》自《春秋》以前，所有国家灾眚，贤哲占侯，皆出于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者也。今班《志》所引，上自周之幽厉，下终鲁之定、哀，而不云《国语》，唯称史记，岂非忘本徇末，逐近弃远者乎？此所谓屡举旧事，不知所出也。 所定多目，凡二十种。但其失既众，不可殚论。故每日之中，或举一事。庶触类而长，他皆可知。又案斯志之作也。本欲明吉凶，释休咎，惩恶劝善，以戒将来。至如春秋已还，汉代而往，其间日蚀、地震、石陨、山崩、雨雹、雨鱼、大旱、大水、犬豕为祸，桃李冬花，多直叙其灾，而不言其应。此乃鲁史之《春秋》、《汉书》之帝纪耳，何用复编之于此志哉！昔班叔皮云：司马迁叙相如则举其郡县，著其字。萧、曹、陈平之属，仲舒并时之人，不记其字，或县而不郡，盖有所未暇也。若孟坚此《志》，错谬殊多，岂亦刊削未周者邪？不然，何脱略之甚也。亦有穿凿成文，强生异义。如蜮之惑，麋之为迷，陨五石者，齐五子之征。溃七山者，汉七国之象。叔服会葬，郕伯来奔，亢阳所以成妖，郑易许田，鲁谋莱国，食苗所以为祸。诸如此比，其类弘多。徒有解释，无足观采。知音君子，幸为详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