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生足下。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，为足下道滇黔间事。余闻之，载笔往问焉。余至而犁支已去，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，去年冬乃得读之，稍稍识其大略。而吾乡方学士有《滇黔纪闻》一编，余六七年前尝见之。及是而余购得是书，取犁支所言考之，以证其同异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，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，传闻之间，必有讹焉。然而学土考据颇为确核，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，二者将何取信哉？ 昔者宋之亡也，区区海岛一隅，仅如弹丸黑子，不逾时而又已灭亡，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。今以弘光之帝南京，隆武之帝闽越，永历之帝西粤、帝滇黔，地方数千里，首尾十七八年，揆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，帝昺之在崖州？而其事惭以灭没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，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，其或菰芦泽之间，有廑廑志其梗概，所谓存什一于千百，而其书未出，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，不久而已荡为清风，化为冷灰。至于老将退卒、故家旧臣、遗民父老，相继澌尽，而文献无征，凋残零落，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、乱贼误国、流离播迁之情状，无以示于后世，岂不可叹也哉！ 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，金匮石室之藏，恐终沦散放失，而世所流布诸书，缺略不祥，毁誉失实。嗟乎！世无子长、孟坚，不可聊且命笔。鄙人无状，窃有志焉，而书籍无从广购，又困于饥寒，衣食日不暇给，惧此事终已废弃。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，而又何况于夜郎、筇笮、昆明、洱海奔走流亡区区之轶事乎？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，书稍稍集，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，民间汰去不以上；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，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，稗官碑志纪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，皆不得以上，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。甚矣其难也！ 余员昔之志于明史，有深痛焉、辄好问当世事。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，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，又足迹未尝至四方，以故见闻颇寡，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。足下知犁支所在，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，则不胜幸甚。

采樵偶向洞天行，一局中间世已更。 不看仙人贪采药，模糊何复觅前生。

穷鬼者，不知所自起。唐元和中，始依昌黎韩愈。愈久与之居，不堪也。为文逐之，不去，反骂愈。愈死，无所归。流落人间，求人如韩愈者从之，不得。 阅九百余年，闻江淮之间有被褐先生，其人韩愈流也，乃不介而谒先生于家，曰：“我故韩愈氏客也，窃闻先生之高义，愿托于门下，敢有以报先生。”先生避席却行，大惊曰：“汝来将奈何！”麾之去，曰：“子往矣！昔者韩退之以子故，不容于天下，召笑取侮，穷而无归，其《送穷文》可复视也。子往矣，无累我。无已，请从他人。”穷鬼曰；“先生何弃我甚耶？假而他人可从，从之久矣。凡吾所以从先生者，以不肯从他人故也。先生何弃我甚耶？敢请其罪。” 先生曰：“子以穷为名，其势固足以穷余也。议论文章，开口触忌，则穷于言；—上下坑坎，前颠后踬，俯仰跼蹐，左支右吾，则穷于行；蒙尘垢，被刺讥，忧众口，则穷于辩；所为而拂乱，所往而刺谬，则穷于才；声势货利不足以动众，磊落孤愤不足以谐俗，则穷于交游。抱其无用之书，负其不羁之气，挟其空匮之身，入所厌薄之世，则在家而穷，在邦而穷。凡汝之足以穷吾者，吾不能悉数也，而举其大略焉。”穷鬼曰：“先生以是为余罪乎？是则然矣。然余之罪顾有矜者，而其功亦有不可没也。吾之所在而万态皆避之，此先生之所以弃余也。然是区区者，何足以轻重先生？而吾能使先生歌，使先生泣，使先生激，使先生愤，使先生独住独来而游于无穷。凡先生之所云云，固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也，其何伤乎固？见韩愈氏迄今不朽者，则余为之也，以故愈亦始疑而终安之。自吾游行天下久矣，无可届者，数千年而得韩愈，又千余年而得先生；以先生之道而向往者曾无一人，独余慕而从焉，则余之与先生，岂不厚哉？” 于是先生与之处，凡数十年，穷甚不能堪，然颇得其功。一日，谓先生曰：“自余之归先生也，而先生不容于天下，召笑取侮，穷而无归，徒以余故也，余亦悯焉。顾吾之所以效于先生者，皆以为功于先生也，今已毕致之矣，先生无所用余，余亦无敢久溷先生也。”则起，趋而去，不知所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