岘山临汉上，望之隐然，盖诸山之小者，而其名特著于荆州者，岂非以其人哉﹗其人谓谁？羊祜叔子、杜预元凯是已。方晋与吴以兵争，常倚荆州以为重，而二子相继于此，遂以平吴而成晋业；其功烈已盖于当时矣，至于流风馀韵，蔼然被于江汉之间者，至今人犹思之，而于思叔子也尤深。盖元凯以其功，而叔子以其仁，二子所为虽不同，皆足以垂于不朽。 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何哉？传言叔子尝登兹山，慨然语其属，以谓此山常在，而前世之士，皆以湮灭于闻，因自顾而悲伤；然独不知兹山待己而名著也。元凯铭功于二石，一置兹山之上，一投汉水之渊，是知陵谷有变，而不知石有时而磨灭也。岂皆自喜其名之甚，而过为无穷之虑欤？将自待者厚，而所思者远欤？ 山故有亭，世传以为叔子之所游止也。故其屡废而复兴者，由后世慕其名，而思其人者多也。熙宁元年，余邑人史君中辉，以光禄卿来守襄阳，明年因亭之旧，广而新之，既周以回廊之壮，又大其后轩，使与亭相称。君知名当时，所至有声，襄人安其政而乐从其游。因以君之官，名其后轩为光禄堂，又欲记事于石，以与叔子元凯之名，并传于久远，君皆不能止也，乃来以记属于余。 余谓君知叔子之风，而袭其遗迹，则其为人与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。襄人爱君而安乐之如此，则君之为政于襄者又可知矣。此襄人之所欲书也。若其左右山川之胜势，与夫草木云烟之杳霭，出没于空旷有无之间，而可以备诗人之登高，寓离骚之极目者，宜其览者自得之。至于亭屡废兴，或自有记，或不必究其详者，皆不复道。 熙宁三年十月二十有二日，六一居士欧阳修记。

嘉祐二年，龙图阁直学士（尚书），吏部郎中梅公，出守于杭。于其行也，天子宠之以诗。于是始作有美之堂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，以为杭人之荣。然公之甚爱斯堂也，虽去而不忘。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，命予志之。其请至六七而不倦，予乃为之言曰：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，有不得兼焉者多矣。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，必之乎宽闲之野、寂寞之乡，而后得焉。览人物之盛丽，跨都邑之雄富者，必据乎四达之冲、舟车之会，而后足焉。盖彼放心于物外，而此娱意于繁华，二者各有适焉。然其为乐，不得而兼也。 今夫所谓罗浮、天台、衡岳、洞庭之广，三峡之险，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，乃皆在乎下州小邑，僻陋之邦。此幽潜之士，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。若四方之所聚，百货之所交，物盛人众，为一都会，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，以资富贵之娱者，惟金陵、钱塘。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。及圣宋受命，海内为一。金陵以后服见诛，今其江山虽在，而颓垣废址，荒烟野草，过而览者，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。独钱塘，自五代始时，知尊中国，效臣顺及其亡也。顿首请命，不烦干戈。今其民幸富完安乐。又其俗习工巧。邑屋华丽，盖十馀万家。环以湖山，左右映带。而闽商海贾，风帆浪舶，出入于江涛浩渺、烟云杳霭之间，可谓盛矣。 而临是邦者，必皆朝廷公卿大臣。若天子之侍从，四方游士为之宾客。故喜占形胜，治亭榭。相与极游览之娱。然其于所取，有得于此者，必有遗于彼。独所谓有美堂者，山水登临之美，人物邑居之繁，一寓目而尽得之。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，而斯堂者，又尽得钱塘之美焉。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。梅公清慎，好学君子也。视其所好，可以知其人焉。 四年八月丁亥，庐陵欧阳修记。

故园三径久成荒，贤路胡为此坐妨。 病骨瘦便花蕊暖，烦心渴喜凤团香。 号弓但洒孤臣血，忧国空馀两鬓霜。 何日君恩悯衰朽，许从初服返耕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