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岁有黄菊，千载一东篱。悠然政须两字，长笑退之诗。自古此山元有，何事当时才见，此意有谁知。君起更斟酒，我醉不须辞。 回首处，云正出，鸟倦飞。重来楼上，一句端的与君期。都把轩窗写遍，更使儿童诵得，《归去来兮辞》。万卷有时用，植杖且耘耔。

露染武夷秋，千峦耸翠。练色泓澄玉清水。十分冰鉴，未吐玉壶天地。精神先付与，人中瑞。 青琐步趋，紫微标致。凤翼看看九千里。任挥金碗，莫负凉飙佳致。瑶台人度曲，千秋岁。

臣闻鸱枭不鸣，要非祥禽；豺狼不噬，要非仁兽。此虏人吴未动而臣固将以论战。何则？我无尔诈，尔无我虞。然后两国可恃以定盟，而生灵可恃以弭兵。今彼尝有诈我之情，而我亦有虞彼之备，一诈一虞，谓天下不至于战者，惑也。明知天下之必战，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，孰为利？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，孰为得？均之不免于战，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，此固天下之至权、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。 详战之说奈何？详其所战之地也。兵法有九地，皆因地而为之势。不详其地、不知其势者谓之「浪战」。故地有险易、有轻重。先其易者，险有所不攻；破其重者，轻有所不取。今日中原之地，其形易、其势重者，果安在哉？曰：山东是也。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，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。此定势，非臆说也。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，击其首则尾应，击其尾则首应，击其身则首尾俱应。臣窃笑之，夫击其尾则首应、击其身则首尾俱应，固也；若击其首则死矣，尾虽应，其庸有济乎？方今山东者，虏人之首，而京洛关陜则其身其尾也。由泰山而北，不千二百里而至燕，燕者虏人之巢穴也。自河失故道，河朔无浊流之阻，所谓千二百里者从枕席上过师也。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，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，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。至其所谓备边之兵，较之他处，山东号为简略。且其地于燕为近，而其民素喜乱，彼方穷其民、简其备，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。今夫二人相搏，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；两阵相持，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。固臣以为兵出沐阳〔海州属县〕则山东指日可下，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，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。请试言其说： 虏人列屯置戍，自淮阳以西，至于汧陇〔海州防御去处，故此不论〕，杂女真、渤海、契丹之兵不满十万。关中、洛阳、京师三处，彼以为形势最重之地。防之为甚深，备之不甚密，可因其为重，大为之名以信之。扬兵于川蜀，则曰：「关陇秦汉故都，百二之险。吾不可以不争。」扬兵于襄阳，则曰：「洛阳吾祖宗陵寝之旧，废祀久矣，吾不可以不取。」扬兵于淮西，则曰：「京师吾宗庙社稷基本于此，吾不可以不复。」多为旌旗金鼓之形，佯为志在必取之势，已震关中，又骇洛阳；以骇洛阳，又声京师。彼见吾形、忌吾势，必以十万之兵而聚三地，且沿边郡县亦必皆守而后可，是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。如此则燕山之卫兵、山东之户民〔女真山东之屯田者不满三万，此兵不俱可用。〕、中原之签军，精甲锐兵必举以至，吾乃以形耸之使不得遽去，以势留之使不得遂休，则山东之地固虚邑也。山东虽虚，切计青、密、沂、海之兵犹有数千，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淮之境，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。山东诚虚，盗贼必起，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皿出；而陛下徐择一骁将，以兵五万，步骑相半，鼓形而前，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，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！山东已定，则休士秣马，号召忠义，教以战守，然后传檄河朔诸郡，徐以兵蹑其后，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。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，虏人破灭之形著，则契丹诸国如窝斡、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。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门而守也。彼虏人三路备边之兵将北归以自卫耶？吾已制其归路，彼又虞淮西、襄阳、川蜀之兵，未可释而去也。抑为战与守耶？腹心已溃，人自解体，吾又半途出其背而夹击之。当此之时，陛下筑城而降其兵亦可；驱而之北，反用其锋亦可；纵之使归，不虞，而后击之亦可。臣知天下不足定也。 然海道与三路之兵，将不必皆勇，士不必皆锐。盖臣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，而以山东为奇；奇者以强，正者以弱；弱者牵制之师，而强者必取之兵也。古之用兵者，唐太宗其知此矣，尝曰：「吾观行阵形势，每战必使弱常遇强、强常遇弱。敌遇吾弱，追奔不过数十百步；吾击敌弱，常突出自背反攻之，以是必胜。」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阵间耳。臣以为天下之势，避实击虚，不过如是。苟曰不然，以将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，寸攮尺取为恢复之谋，则吾兵为虏弱久矣，骤而用之未尝不败。近日符离之战是也。假设陛下一举而取京洛，再举而复关陜，彼将南绝大河下燕蓟之甲，东于泗水漕山东之粟，陛下之将帅谁与守此？曩者三京之役是也。借能守之，则河北犹未病；河北未病，则雌雄犹未决也。以是策之，陛下其知之矣。 昔韩信请于高祖，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，东击齐，南绝楚之粮道，而西会于荥阳。耿弇言于光武，欲先定渔阳，取涿郡，还收富平，而东下齐。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，二子不以为难能，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，卒藉之以取天下者，见之明而策之熟也。由今观之，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，则二子未免为狂。何者？落落而难合也。如臣之论，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！虽然，臣又有一说焉。为陛下终言之： 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，是不战而可定也。议者必曰：「辛巳之岁，山东之变已大矣，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，何也？」臣之说曰：「北方郡县，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，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，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。」何则？锄犁之民，寡谋而易聚，惧败而轻敌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。若夫黥卒之与弓兵，彼皆居行伍，走官府，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，而为之长者更战守，其部曲亦稔熟于其赏罚进退之权。建炎之初，如孔彦舟、李成辈，杀长吏，驱良民，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。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？曰：「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。当是时，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，已先之而起，彼不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，故宁撄城而守，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。」臣常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，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，自非土木之兴筑、官吏之呵卫，皆不复用。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快勇悍之气，抑甚于锄犁之民。然而计深虑远，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。陛下诚以兵入其境，彼将开门迎降，惟恐后耳。得民而可以使之将，得城而可以使之守，非于此焉择之，未见其可也。故臣于详战之未而备论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