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况史传为文，渊浩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足以辩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 观《左氏》之书，为传之最，而时经汉、魏，竟不列于学官，儒者皆折此一家，而盛推二《传》。夫以丘明躬为鲁史，受经仲尼，语世则并生，论才则同耻。 彼二家者，师孔氏之弟子，预达者之门人，才识本殊，年代又隔，安得持彼传说，比兹亲受者乎！加以二《传》理有乖僻，言多鄙野，方诸《左氏》，不可同年。 故知《膏肓》、《墨守》，乃腐儒之妄述；卖饼、太官，诚智士之明鉴也。 逮《史》、《汉》继作，踵武相承。王充著书，既甲班而乙马；张辅持论，又劣固而优迁。然此二书，虽互有修短，递闻得失，而大抵同风，可为连类。张晏云：迁殁后，亡《龟策》、《日者传》，褚先生补其所缺，言词鄙陋，非迁本意。案迁所撰《五帝本纪》、七十列传，称虞舜见阨陋，遂匿空而出；宣尼既殂，门人推奉有若。其言之鄙，又甚于兹，安得独罪褚生，而全宗马氏也？刘轨思商榷汉史，雅重班才，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，而辄编高后。案弘非刘氏，而窃养汉宫。时天下无主，吕宗称制，故借其岁月，寄以编年。而野鸡行事，自具《外戚》。譬夫成为孺子，史刊摄政之年；厉亡流彘，历纪共和之日。而周、召二公，各世家有传。班氏式遵曩例，殊合事宜，岂谓虽浚发于巧心，反受嗤于拙目也。 刘祥撰《宋书·序录》，历说诸家晋史，其略云：“法盛《中兴》，荒庄少气，王隐、徐广，沦溺容华。”夫史之叙事也，当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，等公干之有逸，如子云之含章，类长卿之飞藻，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？以此诋诃，知其妄施弹射矣。 夫人废兴，时也。穷达，命也。而书之为用，亦复如是。盖《尚书》古文，《六经》之冠冕也，《春秋左氏》，三《传》之雄霸也。而自秦至晋，年逾五百，其书隐没，不行于世。既而梅氏写献，杜侯训释，然后见重一时，擅名千古。若乃《老经》撰于周日，《庄子》成于楚年，遭文、景而始传，值嵇、阮而方贵。 若斯流者，可胜纪哉！故曰“废兴，时也。穷达，命也。”适使时无识宝，世缺知音，若《论衡》之未遇伯喈，《太玄》之不逢平子，逝将烟烬火灭，泥沉雨绝，安有殁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者乎！

夫人枢机之发，亹亹不穷，必有徐音足句，为其始末。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句之助也。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 而史之叙事，亦有时类此。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，则且以不君为称；欲云司马安四至九卿，而先以巧宦标目。所谓说事之端也。又书重耳伐原示信，而续以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；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，今驰射莫能中，则云其见惮如此。所谓论事之助也。 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用不刊。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 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禀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，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，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加字不惬，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盖《史记》世家有云：“赵鞅诸子，无恤最贤。”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。至如伪会邻国，进计行戕，俾同气女兄，摩笄引决，此则诈而安忍，贪而无亲，鲸鲵是俦，犬豕不若，焉得谓之贤哉？又《汉书》云：“萧何知韩信贤。”案贤者处世，夷险若一，不陨穫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。《易传》曰：“知进退存亡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如淮阴初在仄微，堕业元行，后居荣贵，满盈速祸；躬为逆上，名隶恶徒。周身之防靡闻，知足之情安在？美其善将，呼为才略则可矣，必以贤为目，不其谬乎？又云：“严延年精悍敏捷，虽子贡、冉有通于政事，不能绝也。”夫以编名《酷吏》，列号“屠伯”，而辄比孔门达者，岂其伦哉！且以春秋至汉，多历年所，必言貌取人，耳目不接，又焉知其才术相类，锱铢无爽，而云不能绝乎？ 盖古之记事也，或先经张本，或后传终言，分布虽疏，错综逾密。今之记事也则不然。或隔卷异篇，遽相矛盾；或连行接句，顿成乖角。是以《齐史》之论魏收，良直邪曲，三说各异；《周书》之评太祖，宽仁好杀，二理不同。非惟言无准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夫人有一言，而史辞再三，良以好发芜音，不求谠理，而言之反覆，观者惑焉。 亦有开国承家，美恶昭露，皎如星汉，非靡沮所移，而轻事尘点，曲加粉饰。 求诸近史，此类尤多。如《魏书》称登国以鸟名官，则云“好尚淳朴，远师少皞”；述道武结婚蕃落，则曰“招携荒服，追慕汉高”。自余所说，多类如此。案魏氏始兴边朔，少识典、坟；作俪蛮夷，抑惟秦、晋。而鸟官创置，岂关郯子之言？ 髦头而偶，奚假奉春之策？奢言无限，何其厚颜！又《周史》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”陈周弘正来聘，在馆赠韦敻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直车讵肯来？”其为信、弘正所重如此。夫文以害意，自古而然，拟非其伦，由来尚矣。必以庾、周所作，皆为实录，则其所褒贬，非止一人，咸宜取其指归，何止采其四句而已？若乃题目不定，首尾相违，则百药、德棻是也；心挟爱憎，词多出没，则魏收、牛弘是也。斯皆鉴裁非远，智识不周，而轻弄笔端，肆情高下。故弥缝虽洽，而厥迹更彰，取惑无知，见嗤有识。 夫词寡者，出一言而已周。才芜者，资数句而方浃。案《左传》称绛父论甲子，隐言于赵孟；班《书》述楚老哭龚生，莫识其名氏。苟举斯一事，则触类可知。至嵇康、皇甫谧撰《高士记》，各为二叟立传，全采左、班之录，而其传论云：“二叟隐德容身，不求名利，避远乱害，安于贱役。”夫探揣古意，而广足新言，此犹子建之咏三良，延年之歌秋妇。至于临穴泪下，闺中长叹，虽语多本传，而事无异说。盖凫胫虽短，续之则悲；史文虽约，增之反累。加减前哲，岂容易哉！ 昔夫子断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剪截浮词，撮其机要。故帝王之道，坦然明白。 嗟乎！自去圣日远，史籍逾多，得失是非，孰能刊定？假有才堪厘革，而以人废言，此绕朝所谓“勿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”者也。

肇有人伦，是称家国。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，亲疏既辨，等差有别。盖“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，《论语》之顺也；略外别内，掩恶扬善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 自兹已降，率由旧章。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 其有舞词弄扎，饰非文过，若王隐、虞预毁辱相凌，子野、休文释纷相谢。用舍由乎臆说，威福行乎笔端，斯乃作者之丑行，人伦所同疾也。亦有事每凭虚，词多乌有：或假人之美，藉为私惠；或诬人之恶，持报己仇。若王沈《魏录》述贬甄之诏，陆机《晋史》虚张拒葛之锋，班固受金而始书，陈寿借米而方传。此又记言之奸贼，载笔之凶人，虽肆诸市朝，投畀豺虎可也。 然则史之不直，代有其书，苟其事已彰，则今无所取。其有往贤之所未察，来者之所不知，今略广异闻，用标先觉。案《后汉书·更始传》称其懦弱也，其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刮席不敢视。夫以圣公身在微贱，已能结客报仇，避难绿林，名为豪杰。安有贵为人主，而反至于斯者乎？将作者曲笔阿时，独成光武之美；谀言媚主，用雪伯升之怨也。且中兴之史，出自东观，或明皇所定，或马后攸刊，而炎祚灵长，简书莫改，遂使他姓追选，空传伪录者矣。 陈氏《国志·刘后主传》云：“蜀无史职，故灾祥靡闻。”案黄气见于姊归，群鸟堕于江水，成都言有景星出，益州言无宰相气，若史官不置，此事从何而书？ 盖由父辱受髡，故加兹谤议者也。 古者诸侯并争，胜负无恒，而他善必称，己恶不讳。逮乎近古，无闻至公，国自称为我长，家相谓为彼短。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，见侮诸华，遂高自标举，比桑干于姬、汉之国；曲加排抑，同建邺于蛮貊之邦。夫以敌国相仇，交兵结怨，载诸移檄，庸可致诬，列诸缃素，难为妄说。苟未达此义，安可言于史邪？夫史之曲笔诬书，不过一二，语其罪负，为失已多。而魏收杂以寓言，殆将过半，固以仓颉已降，罕见其流，而李氏《齐书》称为实录者，何也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，伯起以公辅相加，字出大名，事同元叹，既无德不报，故虚美相酬。然必谓昭公知礼，吾不信也。语曰：“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”如王劭之抗词不挠，可以方驾古人。而魏书持论激扬，称其有惭正直。夫不彰其罪，而轻肆其诛，此所谓兵起无名，难为制胜者。寻此论之作，盖由君懋书法不隐，取咎当时。或有假手史臣，以复私门之耻，不然，何恶直丑正，盗憎主人之甚乎！ 盖霜雪交下，始见贞松之操；国家丧乱，方验忠臣之节。若汉末之董承、耿纪，晋初之诸葛、毌丘，齐兴而有刘秉、袁粲，周灭而有王谦、尉迥，斯皆破家殉国，视死犹生。而历代诸史，皆书之曰逆，将何以激扬名教，以劝事君者乎！ 古之书事也，令贼臣逆子惧；今之书事也，使忠臣义士羞。若使南、董有灵，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。 自梁、陈已降，隋、周而往，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，近古易悉，情伪可求。至如朝廷贵臣，必父祖有传，考其行事，皆子孙所为，而访彼流俗，询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实。昔秦人不死，验苻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于今哉！ 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是以隐侯《宋书》多妄，萧武知而勿尤；伯起《魏史》不平，齐宣览而无谴。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呜呼！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。